立宪—自治：清末武汉革命党人的活动平台

    清末的立宪—自治运动吸引了日渐增多的民众参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对于清王朝而言,立宪—自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使清王朝摆脱统治危机,也可能使其统治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清政府所希望的当然是前者。对于立宪派来说,他们鼓动立宪—自治,最大的愿望当然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国家政治资源,自己能从中分一杯羹。对于革命派来说,他们对于日益运动起来的立宪—自治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譬如从活跃于武汉的革命党人的情形来看,他们更乐意把地方自治变成开展社会政治活动的平台。

    在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前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对于屡屡受挫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反思,开始认识到“联合会党及新军有流弊,不如从地方绅士、学生、豪商、巨贾下手,期以十年五年之孕育,全国同时以罢市、罢税、罢课为革命武器,不血刃而清廷窒矣”(谢石钦:《樗公随笔》,《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这一认识的转变,与武汉自治运动的兴起有重要关系。从1909年春开始,各种自治性的社团在富商大贾云集的武汉接踵而起。在汉口,商会中人率先发起成立了汉口演说自治戒烟会,在该会的倡导与带动下,泰安保安会、清真自治公益会、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商团永济消防会、四官殿商防保安会、商界体育会等数以十计的自治性社团陆续成立。一时间,汉口成为了武汉立宪—自治运动的中心。而与此同时,詹大悲、何海鸣、马刚侯、周松樵、刘少舫等一批革命党人,纷纷投身到立宪—自治运动中来。

    詹大悲与何海鸣均为武汉前后相继的三个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的成员,他们先后在汉口主笔、编辑《汉口商务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积极鼓吹革命。在利用报刊散播革命舆论的同时,他们积极参与并坚决支持汉口各自治性社团的活动,商界体育会、汉口各团联合会、卫生公益会都曾得到詹大悲的赞助。1910年春,汉口宪政同志会成立，该会由武汉士绅、巨商、报界等头面人物组成,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化龙和夏寿康、张国溶分别担任正副会长。詹大悲、何海鸣与马刚侯、时象晋、毕惠康、张知本、王民朴、谢石钦等革命党人,与一批立宪派人士一起,成为汉口宪政同志会的基本成员。此外,詹、何两人还分别担任卫生公益会的书记长和书记员。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他们因刊发宣扬“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在蔡济民等革命党人的协同争取和汉口商会领袖蔡辅卿、李紫云的协力支持下,詹大悲等在汉口四官殿成立汉口军政分府。

    马刚侯原本是个书商,曾与革命党人万声扬一起在上海依托昌明科学仪器公司,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并在结识黄兴等革命党人后加入同盟会,与孔庚、何成濬、李书城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马刚侯注意结交武汉的立宪派,成为武汉立宪—自治运动中一个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组织了汉口演说自治戒烟会、清真自治公益会、商界体育会、卫生公益会等自治性社团,并分别担任这些社团的纠察员、会正(即正会长)、副会长、评议员等职。1911年4月,马刚侯与詹大悲、刘少舫联络武汉的立宪派士绅张国溶、富商关少尧等,集合商界体育会、华商赛马会、汉口宪政同志会、清真自治公益会、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商业补习所、水果帮自治会、公益救患会、银行研究会等社团,成立了汉口各团联合会,并当选为该会正干事,而立宪派人士张国溶、熊焕章则分别当选为评议长和书记长。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马刚侯出任交通部长。

    刘少舫是个富商,他不仅积极赞助成立泰安保安会,还联络黄小池、林醒浓、李鸣实等商团团员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神州学社。他们平时与振武学社会员、新军兵士祝制六等互通声气,并经祝氏介绍全体加入文学社。而联络众多社团和武汉绅商各界的汉口各团联合会,就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成立的。卫生公益会成立后,刘少舫又出任该会副会长。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后,他出面主持庶务。

    在革命党人频繁活动的这些立宪—自治组织中,以汉口演说自治戒烟会、汉口宪政同志会、汉口各团联合会、卫生公益会影响比较大。其中,又以汉口宪政同志会和汉口各团联合会的实际影响最广,它们以汉口为中心,面向武汉三镇开展活动。

    有了这样的组织基础,革命党人得以合法参与立宪—自治运动,巧妙地利用众多的立宪—自治组织,深入城市社会基层,鼓荡舆情,撒播革命种子。詹大悲动员“汉口绅商办补习学校,搞军事训练”(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403页,中华书局1982年)。汉口的商业补习所和商界体操会的成立,乃至各保安会、救火会、消防会等街区性自治组织的军事化,都有其鼓荡之功。很多自治性社团定期开设演讲会,宣讲立宪—自治甚至革命思想。活跃于各社团之间的马刚侯,就是一个极善演说的鼓动家,他经常在各会发表演讲,他所领导的汉口各团联合会“鼓荡舆情,坯胎革命……力实居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3页)。因此,革命党人在为立宪—自治运动推波助澜的同时,也将立宪—自治变成了开展革命动员的平台。

    参与各立宪—自治社团组织的,不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派人士,他们均在立宪—自治的旗帜下开展活动。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他们都感觉到时局的紧迫和联合一致应对变局的必要,最终在立宪—自治的旗帜下达成了革命的默契。作为众多立宪—自治社团集合体的汉口各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它的成立实际上起到了集结武汉城市社会革命力量的作用。诚如《申报》报道:“汉口近年来结社集会极有进步,势力日益膨胀,各团各自为谋,不相统属连合,于非常重大事端仍不能克底于成,殊属憾事。今春泰安(保安)会刘少舫诸君首先发起,竭力运动,联络各团为进行一致之计划,昼夜奔走,苦心擘画,已蒙……各大团体之赞成,得蒇联合之志愿。”(《汉口各团体联合会成立》,《申报》1911年4月15日)

    正是因为有效地利用了立宪—自治运动作为宣传革命活动的平台,革命党人才真正改变了过去只依靠运动新军与会党的做法,终于将革命动员的对象扩展到城市社会各阶层,成功地实现了革命运动策略的转变,从而在武汉开出了革命运动的新生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革命爆发后,武汉的商界、绅界才会迅起响应,从商界上层到基层市民才会风从影动,以汉口商会和汉口各团联合会为组织核心,迅速集结商团,积极协助民军维持城市社会治安,协助詹大悲等革命党人建立汉口军政分府,并在阳夏战争期间组织商团和市民犒劳民军,侦探敌情,搬运武器弹药,救护伤员,甚至组织商团团员与民军并肩作战等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