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今年7月，一本“计划外”的阐述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著作——《人间正道》面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本书的市场销量已超过2万册，对于一本理论读物来说实属难得。不仅如此，《人间正道》还赢得了众多专家和普通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知名学者称之为“黄钟大吕一般的好书”，还有网友谓之是“激荡心胸继往开来之作”。日前，记者专访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

    记者：《人间正道》的四位作者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和您，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然而各自治学领域不同，又分处京港沪三地，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得大家聚在一起，创作了这样一本书？

    韩毓海：实际上，在我们的创作集体中，还包括一直参与讨论、提出了重要建设性意见，却未署名的社会学家、国际关系研究专家黄平教授。对我们来说，个人不重要，“第一流的学者”更谈不上，唯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研究和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伟大创举，清醒直面挑战、特别是认识并努力克服“精神涣散、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弊病，这是全党需要面对的严肃课题，在党的90年诞辰到来的时候，对照学习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我们力图表达普通党员的心声。

    书名《人间正道》，取意于毛泽东主席著名的诗句。百余年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屈辱痛苦、艰难曲折、牺牲奋斗、翻天覆地，伟大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多少沧桑情怀尽蕴其中。其所指者，在于如何理解中国这一“旧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开启之蓬勃“新命”。而在这条正大高远的人间正道上，我们只是最普通的思考者、记录者、歌唱者。

    作为执笔者，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很令我终生难忘。我写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已在市场上发行了17万册，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然而，写作《人间正道》，使我感到自己走在红旗的队伍里，感到作普通一名士兵的骄傲。

    记者：《人间正道》的主题和论述的重点是什么？

    韩毓海：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我们不把中国人民90年来的奋斗与探索看作某种既有的“模式”，而是理解为通过实践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继往开来的“道路”。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论述的是中国道路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世界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意义；下篇“而今迈步从头越”则侧重论述中国道路所形成的制度实践的优越性。

    上篇从“中国为什么落伍”这一问题起论，将重点放在政治即“组织能力”的解释上，指出：自宋以来，基层政治的瓦解所造成的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乃是传统中国被强行纳入近代资本主义逻辑后，遭遇全面危机的根源所在。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从基层出发，通过建立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成功克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举完成传统中国之现代转化。

    正是在改造基层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最重大创新：人民民主、群众路线；它要求决策者不是消极地坐等群众的参与，更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主动走下去，走到基层群众中去，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拜群众为师，即时回应最广大基层群众的需求，它要求政策的制定，始终必须立足基层、立足最广大人民群众。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认为：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首先就是指把先进生产力从特定阶层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得先进生产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使得发展的好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发展生产力，是指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保障。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培养调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民间资本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伟大实践，同样渗透着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的精魂：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人民群众的需求——民生，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区分，不在于是否存在市场、是否存在资本，而在资本和市场为谁服务。共产党人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反对的是资本为王，而不是资本为人民所用、为中国的发展所用。而只要抓住民生这个核心，坚持以和谐社会建设保障中国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

    “超越西方发展道路”一章，则以“中国”与“社会主义”两个因素的综合为主线，提出了“人类现代文明三次大转型”的观点。如果说西方开辟的现代道路申诉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的话，那么唐宋转型之际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国，则指向一条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太平”、“大同”之道。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由唐宋之际所开启的人类现代正道，经过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最终将回归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现代性的自我扬弃和升华。

    下篇将论述重点，从对中国道路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转到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将中国制度优势的核心归结为高度的组织效率，并将中国的组织效率概括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立足基层的民主决策能力，而其根本，则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能力：第一，从社会最基层动员、教育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第二，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创造性实践、博弈能力；第三，总体把握人类历史进程，进行战略决策的能力。

    同时，下篇还反思了旧的发展方式，尖锐批判了西化和分化的社会思潮，旗帜鲜明地与被某些时下舆论奉为圭臬的教条、信条展开论辩，我们选择了鲜明坚定的论断方式和写作风格，这是因为：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记者：您希望《人间正道》对当下的人们产生何种影响？

    韩毓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开创了人间正道。然而，面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一些人却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缺乏自觉，丧失自信，乃至将一切成就归之于运气、机遇与偶然。当下的社会氛围中甚至有一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情绪，这与我们取得的成就形成很大反差。

    “国之大患，莫过于疑”。宋代的改革家叶适曾这样说：“倘天下皆疑，不可以为天下。临财则疑其取，见患则疑其避，蹈厉奋发之际则疑其谋，若此者，虽匹夫不能自立于乡党”。我们以为：仅通过单纯的学术辩论，则是无法真正廓清这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我们要认真寻找其生成内在原因、现实基础。例如：一定时期，我们在总结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乃至失误的时候，存在简单化的偏颇，这就助长了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的偏颇，则使得“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某些人的信条，这就助长了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问题、责任推给国家、政府、社会和他人的“人各为私”；特别是，一部分官员、知识分子和既得利益阶层以“精英自况”，脱离基层人民群众，夸夸其谈、不尚实干，议论太多、实际太少，丧失了埋头苦干的精神，丢掉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个法宝，更助长了放言议论、放言空谈的不良作风、不良学风和不良文风，深刻地败坏着社会风气。而改造这种弊端，就需要我们省议论、戒空谈、重实践、重实干，需要从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起。

    作为执笔者，我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写作仅凭真诚与勇气是不够的，因为它更需要以真诚和勇气去面对提出的问题，要考虑造成的冲击和指向的趋势，特别是：要考虑如何真诚而勇敢地面对可能的读者。

    我认为：有关中国道路的思考，绝不应该是抽象的、学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只提供某种智力愉悦之用，关于中国道路的思考，只能从人民群众鲜活的实践中来，并伴随着这种实践不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与读者之间并没有距离，因为我们都是这条人间正道上的实践者。

    本报记者 吴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