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窄门里的风景

    《一句顶一万句》的名字中暗含了一个意思，即“一句”和“一万句”之间的关系：一句可以抵得上一万句，反过来，一万句也不见得能顶上一句。它隐喻了主人公杨百顺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孙牛爱国一生的处境与命运：与所有的人都“说不着”。他们都非常执著地生活，却总是碰壁；他们非常向往与他人的沟通，但得到的却总是欺瞒和捉弄。不过，他们终究还是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杨百顺的一生完成的是一个“出走”的命题，而牛爱国完成的是“寻根”或“归来”的命题。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安排。小说用了两个乡村底层人物的人生与命运轨迹，完成和传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中国农业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存在中，尽管有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关系，但这个结构中有根本悖反的一面，即每个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最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用河南延津一带的方言来说，就是“说不着”。

    所以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文化批判的、寓言性的小说，它虽然使用了十分细致和写真的手法，尽管极尽繁文缛节地书写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生活细节与风俗人情，但他最终要展现的，是一个文化的和哲学性的寓意，即，在这个犹如蜂巢或蚁穴的社会结构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文化脉络，但却又有根本上不适宜生存的残酷性。作家用微观式的描写，不无戏剧性地营造出了一个对称性的结构——上半部讲的是对这个文化的经历和绝望，是苦难中的出走，甚至对自己身份的永久改变与遗忘，杨百顺几次改名字，就传达出了这种意念；下半部则对应性地讲述了他的后人，由某种“集体无意识”所支配，毕生纠结于自己的来历、身份、故乡和血缘世系，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返回这个精神的、子虚乌有的、看起来令人激动却又令人心寒的故乡。两相对照，可以视为中国版的“失乐园”或“出埃及记”了。

    其次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小说高超有趣的叙事手法。我将这种手法叫做“叙述的窄门”，虽然作家有意要显露一个大手笔的气度，但落笔时却是一个非常小的切口。他抽去了所有“宏大历史叙述”的背景和元素，而刻意精心勾画他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细密而曲折的“窄门里的风景”。两个主要人物的足迹所至，可谓是无数条枝杈丛生、根系纷乱的羊肠小径，他们沿途所经验的，是一幕幕缩微而稠密的芸芸众生的生存景致。但有意思的是，除了主人公的经历，小说对其他人物与事件的交代，全部使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式的随机叙述的笔法，所有故事都由“全知全能”的讲述人根据需要而予以交代，所有人物的经历和命运都尽在掌握，一览无余，然而每一个次要人物的故事，又都如“盲肠”或跳板一样，只是为主人公的命运服务，而不具有自足性，信笔抓来，随手扔去而已。真正一直延伸下去的，只有杨百顺和牛爱国的足迹。因此，虽说枝蔓丛生、人物众多、故事眼花缭乱，但叙事的线索却十分简洁和简单。

    这显示了刘震云高超的叙事技艺，这部小说确立了一种叙述的奇观，一种中国式的、既十分传统又十足现代的叙事范型。它的结构与主题可谓实现了互为表里的紧密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不只是一部有思想和文化含量的小说，同时还是一部有着高度叙事艺术的、充满创造性和个人风格的小说，是近年来中国小说艺术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