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记

    今年的“七一”前后，上海成都北路七弄30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游人如织。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称作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寓所，也是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党的人民出版事业从这里起步。

    一、人民出版社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几年间，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就纷纷从事进步出版活动，办刊办报、撰写文章、翻译书籍、编辑文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他们既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活动家，也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辑家、出版家。

    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创建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担任宣传主任的李达负责。

    1921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5号上发布了人民出版社第一个通告，简述创社宗旨与任务：

    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此通告还列出了计划出版或已出版的图书书目，其中《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书籍9种，一共是49种。

    11月，陈独秀签发党的第一个通告，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高潮。

    为便于工作，也便于隐蔽，刚成立的人民出版社社址设在李达自己的家中。在他家的木楼梯下，有一块6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李达在自己的家中开展了编辑出版第一批人民出版社图书的工作。

    据李达自己后来回忆：“人民出版社也在辅德里。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版十四种读物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那时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分发到外埠去的刊物都是经过轮船的水手及杂务输送的。”“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人，以后只有二个人，此外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做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中央工作部除了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书籍以外，就是阅看各地组织的文件，并给以适当的指示。”由于当时党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为了保密，同时也为了迷惑敌人，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的封面及版权页上印的社址都是“广州昌兴马路26号”。这个地址就是广州新青年社的社址。为了防止敌人的搜查，李达把刚刚出版的马列著作藏在自家厨房的柴火下隐蔽，如果被敌人发现，便于及时烧毁。

    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多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2年9月份新出版的图书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劳动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李卜克内西纪念》等。此外，为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东纺纱工人罢工，及时印发了大量文章、传单。这些宣传品战斗性很强，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宣传工作。

    1923年暑期，李达离开上海回到长沙，人民出版社暂时停止了工作。这年秋天，人民出版社与广州新青年社合并，之后以不同的名义继续出版革命进步书籍。

    二、白色恐怖下党的人民出版事业

    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斗争十分惨烈，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日趋成熟，党的出版事业也更加灵活机动。继人民出版社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开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局、华兴书局等党的出版机构，继续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继续开展宣传斗争。

    1923年11月1日，上海书店在上海南市小北门花园路(今人民路)振业里11号开业。上海书店由党中央直接投资，由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委员徐白民为第一任经理，后由毛泽民接任。上海书店开业时在《前锋》、《新青年》和《新建设》等杂志上刊登了启事，声称：

    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分责任，开设这一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贡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愿负而能负的责任。现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筹备完成后，再正式开幕。

    上海书店表面上看是一家普通的书铺子，但它实际却承担了1924年至1925年间中国共产党统一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的主要任务，开始陆续出版新书，主要有瞿秋白《社会科学讲义》一套。另外，还有恽代英等著《反对基督教运动》、《平民千字课》、《夜校教材》、《世界劳工运动史》等。同时，还有“中国青年社丛书”6种、“向导丛书”4种等。8月，李春藩（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作为“解放书丛”第一种在上海书店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首印两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又重新加印第二版。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均由该书店出版发行。

    同时，上海书店还在各地建立发行机构,形成了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销售网。“上海书店继承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光荣传统，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宣传，和当时几个城市的进步书刊相结合，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

    1926年2月4日,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名，查封了上海书店。

    这年12月，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武汉，随即中央出版局在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开办长江书店。

    汉口长江书店由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直接领导，苏新甫等主持具体工作。当时武汉革命形势大好，进步书刊大销特销，从上海和广州运来的书三天就卖光了。长江书店一时供不应求，于是重印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和上海书店的书刊。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长江书店出版新书和重印书达47种，其中，既有普及读物，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主义浅说》，也有理论著作，如《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社会科学讲义》等，还有一些革命文艺书籍，如《革命歌曲》和《哀中国》等。正如黄洛峰所总结的那样：“长江书店……与党过去办的‘新青年’、‘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一脉相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长江书店在汉口、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查封。

    此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和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了地下出版发行机构——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无产阶级书店遭查封后，党中央又成立了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党的重要文件。

    在开办华兴书局的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部长的华岗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这一时期，华兴书局出版了华岗重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二个全译本。

    华兴书局的工作，虽然采取了种种防护措施和伪装，但还是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31年，书局被国民政府查封。但书局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先改名“启阳书店”，后又更名“春阳书店”，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图书。

    就在此时，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1931年9月，北方党的组织利用保定有进步倾向的张培直开办的协生印书局,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马列书籍。据当事人王禹夫回忆，当时协生印书局的主要任务“绝大部分是将党以前的出版机构，如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中国青年社、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局、启阳书店（春阳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等的优良出版物，加以重新校订排印，此外，也编审出版了一些新的书稿。”

    北方党组织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当时称为“北方人民出版社”）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重印和新编图书有五六十种,包括“左翼文化丛书”、“人民文化丛书”等。1932年7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保定学潮,人民出版社的社务和出版工作被迫暂停。

    北方人民出版社虽然只坚持了约一年的时间，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贡献很大，“这个出版社后于广州人民出版社十年，其传统的精神与实质，是连续的、一贯的”。 

    三、中央苏区的出版事业

    就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在闽西和赣南打开了一番新天地。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攻占了长汀县城，利用中共地下党员毛钟鸣开设的“毛铭新印刷所”印刷大批红军文件、布告、宣言等。1931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毛铭新印刷所的部分设备和人员的基础上，创办了革命根据地的第一家红色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地址在长汀县城内。

    这一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设立中央出版局，负责苏区根据地新闻出版书报刊的审定管理和发行，也兼具出版社的功能，出版发行图书。

    在红色政权存在的三年时间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除了出版红色报纸如：《战斗》、《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少年先锋》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之外，尤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在中央出版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之外，还特别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设编译部专事马列经典的翻译工作。据目前可查到的资料显示，中央苏区出版的马列著作有14种：最早的是1932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另有《共产党宣言（附雇佣劳动与资本）》，列宁的《三个国际》、《国家与革命》、《关于我们的组织》、《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

    中央苏区的出版印刷设备简陋，条件极其艰苦，印刷以油印为主，石印和铅印为辅，还有一些手抄本和木刻印刷。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不断“围剿”下，仍然出版了上千种图书，为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指导根据地各项建设，发展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党的出版事业进入非常艰难的历史时期。

    瑞金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是党的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延续了1921年建党初期人民出版社的一贯方针，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有别于我们党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的出版事业，为党在延安时期开展更大规模的出版事业积累了经验。

    四、延安时期党的出版事业

    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一年，经过两万五千里艰苦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党的出版事业开始摆脱了频繁更名的地下工作状态，得以逐步恢复并日益壮大起来。

    中共中央一到延安，就马上成立了以党的总书记张闻天，还有秦邦宪、凯丰等组成的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等各项工作。廖承志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后由徐冰接替。党报委员会设有出版科和发行科。

    中央党报委员会于1937年4月24日创立《解放》周刊，同时开始编印抗日战争丛书和马列丛书，均用“解放周刊社”名义出版。与此同时，党中央领导下的发行机构“陕西延安新华书局”诞生。至1939年8月，新华书店共发行98种新书。新华书店从问世那一天起，就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己任。随着《解放》周刊和马列丛书发行数量的增多和发行范围的扩大，新华书店的影响很快扩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甘肃、四川、湖北、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成为党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也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中心。从1938年1月起,中央党报委员会主持编印的刊物和图书，改用解放社名义出版。1938年5月5日，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党的第一所马列学院，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其编译的书均由解放社出版。

    1939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发行部，李富春任部长，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党报委员会的出版科、发行科均并入该部。该部编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党中央的文献及其他重要著作，仍用解放社名义出版。1941年底，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

    1940年9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的机关”。敌后各根据地党委，按照这两个重要文件的指示精神，陆续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其业务大都是重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件。

    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的新华书店，起到了启发民智，宣传抗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此期间，各新华书店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从单纯地发行图书，发展到翻印解放社等出版机构的图书，再到书店内部设立编辑部，自己编辑出版图书。解放战争时期，凡解放军所到之处，都有新华书店工作人员的身影。

    这时期，中共中央以解放社的名义，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其中包括1946年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土地问题》和博古译的《卡尔·马克思》；1948年9月出版的解放社选编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1948年11月出版的曹葆华翻译的《土地问题理论》等书。

    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送交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马恩列斯论中国》、《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马克思主义著作。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三百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区党的出版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党的另外一支重要的出版力量，在国统区内悄然产生，慢慢壮大。这就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以及由这三家共同组成的三联书店。后来，这支重要的出版力量和来自解放区的出版队伍相结合，组成了解放后重建人民出版社的基本班底。

    1950年12月1日，按照中央的指示，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建。

    陆定一在人民出版社重建大会上讲话指出：“出版政治、社会科学书籍，是我们国家出版社重大而严肃的任务，人民出版社就要担负这一任务。”

    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胡愈之也在会议上指出，目前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日报》在报纸中的重要地位是一样的。“虽然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总署直属的企业机构，但它在政治思想上应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时它也应当负起领导各地人民出版社的责任。”

    党的人民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的伟大历程。她就像一把火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播下了无数的火种，最终这股革命的火焰照亮了全中国。  

    （侯俊智等执笔） 

    本版图片均由人民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