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史诗的庄严与崇高

    今年恰逢党的九十华诞以及辛亥革命百年之庆，由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再一度激发了红色电影创作的新鲜灵感。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湘江北去》、《秋之白华》、《飞天》、《惊沙》、《杨善洲》、《郭明义》、《通道转兵》等为代表的作品如春江之潮蓬勃而兴，让“中国红”的天地顿时大起大开，唤醒了我们民族和时代的记忆，而且是我们记忆里最为珍贵的那一部分。这些作品，在银幕上开拓出一种精神崇高的美，呈现出一幅幅恢弘而壮丽的红色史诗画卷。

    红色电影，作为一种诗意化的命名，它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的一种新的电影类型。作为新的类型，其叙事文本的建构及其边界与外延，无不具有质的规定性。它截然不同于作者电影的个性化艺术诉求，也不同于商业类型偏于市俗功利性的狭隘视域，而总是肩负着建构主流话语及其价值体系的时代使命，自觉地体现着我们民族、国家所给出的文化规范与方向，由此乃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镜像语言及其文本范式。

    最早在“革命战争片”题材领域里领一代风骚的大家，当推成荫和汤晓丹。20世纪50年代之初，他们就联手执导了《南征北战》，至今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之作。“文革”后，80年之初，他们以老骥伏枥的雄心，又分别拍出了《南昌起义》（1981年，汤晓丹）、《西安事变》（1982年，成荫），显示了历史主义的觉醒。与此同时，还有谢铁骊的《今夜星光灿烂》（1980年），从淮海战役一个横断面切入，以富于抒情气息的笔触，描述了在这场壮烈而辉煌的战争历史纪录里甚至不曾留下姓名的几个年轻战士先后血溅沙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由此呈现出青春在战火中为崇高理想而升华的历史诗意。显然，这是对过往革命历史战争片“禁区”的一次跨越，其艺术创新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时代的演进，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时代信号：1987年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有力地推动并引领着红色题材即主旋律电影创作迈向新的文化高度；到1996年3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决定实施“9550”工程（即在“九五”期间，每年生产10部，总共推出50部具有时代力度的红色精品），向广大电影工作者发出了庄严的时代召唤。会当其时，我们的艺术家经历了解放思想（包括解放艺术思维）的时代洗礼，以唤醒并重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而促使红色经典的创作在历史观与审美观上有了可喜可观的拓展，呈现出一股向史诗领域攀登的锐气。譬如《孙中山》、《血战台儿庄》、《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总名为《大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三部鸿篇史诗巨制，还有《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史诗经典作品，不但独具新意地刻画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充满历史悲怆感的艺术形象，还以历史的本色塑造了李宗仁、张自忠等国民党将领在抗日主战场上的悲壮艺术形象，而且还生动地、独具历史厚重感地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开国元勋伟岸的艺术形象，由此奏响了我国电影史上一个史诗创造的华彩乐章。

    在红色经典的创作实践中，艺术家作为参与史诗创造的主体，他的位置究竟应当站在哪里？艺术的主体性又该如何渗透于史诗形象的创造？这既是一个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的高度。实际上，史诗叙事的核心便是这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的“英雄情结”。而史诗创造的庄严性恰恰在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任何以政治性或功利性的名义来遮蔽历史真相的做法是断然无缘的，它必然要求由洞察历史的睿智出发，努力拓宽历史叙事的宏大视域，从而对历史真实给出巨大的艺术概括。一言以蔽之，艺术家的主体在历史面前只是一个“小我”， 这个“小我”需要融入历史并升华为历史的“大我”，将艺术家的个性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来予以锤炼，由此而开拓出一种为红色史诗所独具的美学品格及其风采。

    试看《孙中山》（上、下集），其结构恢宏博大，气象万千。导演丁荫楠以罕见的艺术胆识和拍“巨片”的创意迈出了十分可喜的第一步,实践了从写“史实”到写“史诗”的跨越，显示了他在熔铸红色史诗上率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再看《开国大典》，它以史诗式的宏大气势，再现了解放战争最后一年间历史风云之巨变，揭示了新中国诞生前夜两种历史命运的最后决战，张扬着一种人民创造新世纪的恢宏的历史激情。

    作为“中国伟人”三部曲，继《孙中山》之后，在影片《周恩来》里，丁荫楠继续推进了这一以独特的心理视点而将历史“陌生化”，从而将叙事提升到诗体化境界的艺术实践。而为筹划拍摄《邓小平》，丁荫楠曾踏着邓小平南巡的足迹进行社会调查，发现了一个大写意的哲理性命题，那就是：个人命运与历史伟业之间的永恒对峙。升华出一种富于人性深度的史诗意象：“邓小平老了，而我们的共和国却年轻了。”

    继《开国大典》之后，李前宽、肖桂云又执导了《决战之后》与《重庆谈判》，由此构成了他们的“共和国”三部曲。

    笔者在这里仅仅举出丁荫楠、李前宽、肖桂云等几位引领史诗创造之风气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标示了一种高度——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坐标上达到的高度，为中国电影留下了熔铸史诗的珍贵实践经验，当我们投入新的红色经典的创作时，无疑地，应当重视他们的实践经验，继往开来，迎接红色经典更加昌盛繁荣的新生面。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艺术家在投入红色经典电影创作时，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坐标上如切如磋，亦锤亦炼，实现了从红色革命故事向红色革命史诗的跨越，在现代性的哲学与思想的高度上作出了对民族、国家形象的艺术重构与真切表述，也在现代美学的内涵和意境上作出了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开拓。红色经典的创作前景是无比诱人并任重道远的。为创造新的红色经典，需要珍惜我们红色经典及其史诗创造的可贵传统。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红”的经典作品不应当是封闭性的（或只局限于一种“庆典”式的时尚之需），它能不能走向世界，既成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也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瑰宝，这无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这也是有待我们继续去攀登、去开拓的艺术课题。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