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内战,在交战双方妥协的条件下,1660年查理二世建立了复辟王朝。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意图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另外由于王位继承等原因,遭到了英国各个阶层的一致反对。在反对恢复天主教问题上走到一起来的各派代表在1688年共同作出决定,废黜詹姆斯二世,迎立他新教徒的女儿玛丽和其夫荷兰执政威廉为英国女王和国王。1688年11月威廉率军登陆英国,詹姆斯二世出逃法国,1689年2月威廉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这就是1688年革命。这场革命没有流血即获得成功,因此历史上称之为“光荣革命”。革命后,英国议会颁布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法案巩固了革命的成果。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此后,新教成为英国国教,王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英国初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走上近代国家宪政之路。
现在,西方学者一般将英国“光荣革命”视为现代五次重要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之一,由此可见其在世界和英国的影响。
2011年4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狄金森先生(Harry.T.Dickinson)应邀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场题为“1688:一场真正的现代革命?”的学术讲座。狄金森教授的专业领域主要涉及18世纪及其前后的英国史,其中包括议会政治、大众政治、政治思想和军事史等。
在这次讲座中,狄金森教授从“光荣革命”的具体起因和过程入手,以一种颠覆性的视角,对革命的过程、影响、《权利法案》以及英国的财政税收系统等多个方面重新进行了评述。他指出,过去史学界在谈到“英国革命”时,通常是指1640—1650年代的内战,只是近来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在17世纪的英国,最重要、最深远的宪法和政治的变化,是由1688—1689年间的“光荣革命”引发的。几个世纪以来,“光荣革命”被赞美为不流血的、理智的、温和的甚至是保守的政治变动,它是在避免而不是完成革命。但狄金森强调这的确是一次革命,它使英国的国家统治机构和权力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
狄金森认为,通常的看法与真实的历史过程并不一致。事实上,虽然詹姆斯二世在荷兰执政威廉率军登陆后逃离了英国,并未与其正面交战,但英国民众主动发起的暴力行动和他们对詹姆斯二世的反叛浪潮在英格兰开始爆发并迅速波及到英伦三岛。这种大众的暴力行动过程相当激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而且相当持久。由此可以看出,“光荣革命”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平和,成千上万英国民众的支持和积极行动,是这次革命得以成功的保证。因此,“光荣革命”绝不是一小撮政治精英的宫廷政变,而是一场大众革命,是英国民众以暴力方式推动政治局势变动的结果。
作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光荣革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首先,革命后英国产生了双王共治的现象。这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次,革命引发了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金融家与产业家开始进入贵族行列,这导致了英国整个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光荣革命”还促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改变了英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使其符合国家而不是国王个人的利益。同时,这一时期英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后的英国各大城镇涌现了大量报纸。
至于“光荣革命”中产生的《权利法案》,也并不仅仅是一种有限的政治妥协。虽然民众没有参与这些法案的制定,但群众的愿望在这些法案中得到了体现。《权利法案》为英国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议会掌握制定法律的权利而且必须每年开一次会。“王在法下”的秩序已然形成。此外,没有议会批准,在和平时期拥有常备军就是非法的。显然,这样的法案最终巩固了1640年代以来英国革命的成果。事实上,正是由于“光荣革命”,在英国同时爆发了一场持久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在论争中,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逐渐认同绝对的、神圣的王权应该淡出英国的政治舞台,人类的幸福应该构筑在宪政的基础之上。这就使英国避免了两个方面的极端权力:绝对的王权和绝对的大众权力。这也是“光荣革命”后,人们长期愿意支持这样一种政治设计的原因。
狄金森教授认为,“光荣革命”也可以理解为一场“财政革命”。“光荣革命”后议会掌握了财政大权,并且把关税收系统。在议会批准下,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也为英国的财政带来了生机。这场在1688年以后发生的金融革命使英国真正富裕和强大起来。到1815年之时,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富裕、最强大,或许也是世界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上反过来认识过去的历史,英国人对“光荣革命”的重要意义,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光荣革命”最初引起的变化显然是不稳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普遍认为它是英国稳定、自由、进步以及作为一个强国的最重要的基础。英国被公认产生了一种与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政府制度。当北美殖民地人民在1760—1770年代开始行动时,他们赞美的是英国在“光荣革命”期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并宣称他们所要捍卫的,就是英国在1688—1689年间所要捍卫的权利和自由。同样,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英国“光荣革命”后的政治制度也是赞赏有加。因而可以说“光荣革命”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引导者。
狄金森教授的报告发人深思。除了使人们认识到“光荣革命”并不那么平和,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体验到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评价历史事件的价值。毕竟,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现代世界里,等尘埃落定以后作出的文章,要比短平快的急就章更为可取。(姜锋 陈晓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