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止乱向社交媒体挥拳

    伦敦骚乱已经平息,但英国社会却尚未从骚乱的震颤中清醒过来。伦敦警察至今未必清楚今后该如何维稳,首相卡梅伦也未必知道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出现。人们看到,至少在如何对待在此次骚乱中出尽风头的社交媒体的问题上,英国社会舆论并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对伦敦警方在危机时刻关闭新媒体的主张极其不满,另一些人却支持首相卡梅伦向社交媒体挥拳。

    在骚乱最严重的紧急时刻,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现出他对社交媒体在骚乱中扮演角色的痛恨和厌倦,他表示政府已经开始研究今后发生骚乱时是否关闭微博、社交网站或“黑莓信使”等通信网络服务,以阻止骚乱者利用这些社交网络工具进行谋划犯罪活动的串联。他说:“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网络制造暴力,我们需要阻止他们。”卡梅伦说:“警方正面临一种新情况:骚乱者利用‘黑莓信使’服务这种封闭网络组织骚乱。我们需要研究,找到如何抢在他们之前的办法。”

    卡梅伦不乏支持者。伦敦警察厅官员证实说,“富有煽动性的、不准确的”推特消息是骚乱的关键诱因之一。《卫报》等媒体也认为,新媒体发布的一些消息“已经明显越界”。一条呼吁“伦敦各个地方的每个人”在特定地点聚集,并劫掠牛津街商店的“黑莓消息”在骚乱期间广为流传。专门从事新媒体研究的专家学者也看到,这个赢得了世人喜爱的新媒体,在群体性安全事件中极易推波助澜,使事情无限放大,快速演变,甚至使虚假消息和反社会观念“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卡梅伦“管控”网络的立场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和不满。反对者认为,警方管控网络可能导致权力被滥用,公民的沟通权、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都会因此受到侵犯。一时间,反对党议员、民权组织主管、法律公司顾问、媒体评论员都义愤填膺地痛斥卡梅伦“对新媒体的攻击”,认为首相怪罪这些新的技术平台“短视而愚蠢”,“平台就是平台,本身没有错,即使关闭了一个,很快又会有新的平台出现。”英国一位研究“数字民主”的专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确有证据表明,手机通讯曾被用于组织骚乱。但是不能因骚乱而怪罪社交媒体,也不能认定它改变了骚乱的性质。或许社交媒体传递了信息,但证据表明它只是一种工具……孩子们在生活中习惯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当然会在此时加以运用。如果要指责社交媒体,那么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节目也应受到批评。”

    听到如此“可笑无知”的反对之声,卡梅伦先生肯定有点烦。他所谈论的社交媒体监管,是特指发生严重骚乱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已经成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工具的监管。这样的监管与正常情况下的新媒体无关,与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电视节目无关。如果电视节目也成了骚乱者的工具,那政府肯定早已被推翻或已自动解散。不错,孩子们在生活中习惯使用社交媒体,但他们却无权用它来从事犯罪活动,当新媒体被当做犯罪工具使用时,它在正常情况下所具有的普通信息传媒通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非常时刻须有非常手段。在罪犯举刀杀人之际,警察有义务和责任把刀从罪犯手中夺下来。

    更让卡梅伦烦恼的估计是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盟国媒体对他的围攻和批判。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怪罪社交媒体的观点没有抓住事情本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指责他“镇压”通信技术的做法,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坏榜板”。西方不是一向谴责非西方国家在处理骚乱危机时的相应做法吗,怎么可以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自身遇到的骚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莫诺佐夫先生所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西方政府不能搞网络审查,否则西方国家努力向世界传播的“民主思想”将变成“虚伪的外皮”了。 

    讽刺也好,批判也罢,在骚乱危害到国家利益和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之际,卡梅伦没有选择,他只能脚踏实地地工作——拘捕罪犯,控制局面,暂时丢弃西方那套虚伪的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作为国家首脑,他有权用“封锁网络”的方式来平息骚乱,如同消防队长有权下令关闭失火大楼的电源。卡梅伦首相是西方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明社会的一员,在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他无权为守护教条自由主义来拿伦敦市民的生命财产冒险。

    本报记者 汪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