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国学 说诚信

    关于“信”，孔子有许多精辟的论断。例如，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的回答是：“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的结论是：“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再如，孔子明确地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所说的“信”是“信任”的意思，主张以信任为人与人交往的基础或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没有这个基础，人们就无法结成社会群体，因而比军事（“兵”）和经济（“食”）都重要。

    孔子只谈到“信”，还没有谈到“诚”。孟子把孔子提出的“信”，提升到终极价值目标的高度，提出“诚”的观念。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庸》对这句话作了展开的论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则散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思孟学派把诚视为人生终极价值目标，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思孟学派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其实，这个“一”就是“诚”。“天人合一”也就是“天人合诚”，可见，他们是多么看重这个“诚”字！

    宋明理学家完成了对“诚”的本体论证明。程颐说：“诚者，实理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程朱理学把天理说成是“诚”的本体论依据。王阳明说：“良知之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传习录》中）他用“良知之人心”对“诚”做出本体论证明。周敦颐把“诚”与“圣”相联系，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在圣人身上，充分体现真的价值、美的价值和善的价值，他尽善，尽美，亲亲，仁民，爱物，所有的优秀品格都归结为一个“诚”字。他把“诚”解释为真善美的统一，解释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范畴。

    人类是以结成社会群体的方式存在的，儒家提出的诚信观念，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群体存在的反映。无论在何种社会，都需要倡导诚信观念，倡导合群体性原则。换句话说，诚信观念具有超历史、超时代的恒常价值，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诚信的反面是虚伪。虚伪也许是人类最难克服的劣根性之一。人学会了思维，也同时学会了虚伪。有人搞过调查，得出的结论令人悲观：一辈子都没说过谎的人，几乎找不到。为了对治虚伪，不断地强化诚信意识，造成讲诚信的社会氛围，显然十分必要。

    根据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套用他的说法，也可以说，诚信亦进化，伪善亦进化。孔子生活在农耕时代，人们活动的社会范围比较小，人与人交往比较少，也比较简单，人也比较纯朴。孔子“周游列国”，其范围大概不超过山东、河南两省。那个时代讲诚信也许会容易一些。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与人交往频繁，交通通讯便捷，地球变“小”了，成了所谓的“地球村”。人的本事大了，作伪的手段也变得高超了，甚至可以采取高科技手段，利用电脑犯罪，这是古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每个时代都应当讲诚信，但必须找到与前人不同的讲法。我们只能接着前人讲，不能照着前人讲。至于如何把前人的讲法，转换成适应现时代要求的讲法，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讲诚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讲诚信，难度比孔子时代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强调每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等价交换，那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人们接受自由、平等之类的新观念，主张人格独立，要求解除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也萌生把一切价值都商品化的倾向，掩盖着以主体性原则损害合群体性原则的倾向，从而为讲诚信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人们在看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一面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同时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社会化大生产当然更需要讲合群体性，更需要讲诚信。西方发达国家在谋求现代化的时候，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自由”和“平等”讲的是主体性原则，而“博爱”讲的则是合群体性原则。“博爱”有相信他人、相信群体的意思，包含着讲诚信的意思。博爱思想实际上来自基督教，并非是现代西方人的新发明。在西方社会，维护博爱原则或诚信原则最有力量的还是基督教。尽管有的哲学家宣称“上帝死了”，其实，西方人在精神生活中还是离不开上帝。他们需要借助上帝的权威维系博爱原则和诚信原则。我们中国人倡导诚信原则，当然不必到西方基督教那里寻找资源，但不能不到儒家那里寻找资源。儒家的诚信观念犹如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一样，是我们不可摆脱的民族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