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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雨大，水浸街”，一首因广州亚运会而为人熟知的童谣，唱出了每逢夏秋两季许多城市难以摆脱的梦魇。
“梦境”今年依旧。入夏以来，暴雨频频造访中国各地，所到之处，汪洋一片。武汉、杭州、南昌、北京、长沙、成都等城市纷纷内涝。各种调侃随之而生：到武大“游泳”，到西湖“看海”，到南昌街头“垂钓”，到北京地铁“观瀑布”……
也有很多城市经受住了考验，比如江西赣州。几次暴雨，雨量最大时降水近百毫米，赣州老城区却未现明显内涝，民众生活大体如常，井然有序。是什么护佑着这座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赣州人多半会自豪地说：因为我们有福寿沟。
福寿沟，一套近千年前古人创设的地下排水系统，一个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活文物”。与其配合，赣州古城的整个设计都隐含着防洪排涝的远见与巧思。走进赣州城，探秘福寿沟，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对于城市水系健康运转、保持“长寿”的良苦用心，是祖先留下的一笔无形财富。
一条沟
赣州地处亚热带,降水强度大,据历史记载,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1961年5月16日,达200.8毫米。如城内无完善的排水排洪系统,必致暴雨后内涝之灾。
修建下水道在赣州历史悠久,但形成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福寿沟,约在宋代中叶。据同治时期县志记载:“福寿二沟,昔人穿以疏城内之水,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刘彝于北宋熙宁年间出任赣州知军,他根据城市规模、街道布局、地形特点,建成了福沟和寿沟,“寿沟受城北之水,东南之水则由福沟而出”,“纵横纡曲,条贯井然”,分别将水收集排放到贡江和章江。因为两沟走向形似古篆体“福寿”二字，故而得名。
福寿沟历史上也曾荒废过。清同治八年,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进行修复,共有6个出水口。1953年,赣州修下水道,修复了厚德路的原福寿沟,长767.6米。旧城区现有9个排水口,其中福寿沟水窗6个仍在使用。至今,总长约12.6千米的福寿沟仍是旧城区的主要排水干道。依靠福寿沟，赣州旧城区几乎每年都“雨而不涝”，这在全国众多古城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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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沟的可贵不仅在于实用，更在于其体现了古人的高妙思维。
首先，巧借外力，因势利导。福寿沟的一大特点,就是利用天然地形的高低之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污水排入江中和濠塘内,免去了今人使用抽水机的麻烦。第二大特点是它的12个水窗(即排水口)。水窗的闸门借水力自动启闭,十分巧妙。原闸门均为木闸门,门轴装在上游方向。当江水低于下水道水位时,借下水道水力冲开闸门;江水高于下水道水位时,借江中水力关闭闸门,以防江水倒灌。
其次，着眼全局，效益最大化。福寿沟与城内三大池塘、几十口小塘连为一体,有调蓄、养鱼、溉圃和污水处理利用的综合效益,形成了一条生态环保循环链。
一座城
福寿沟能发挥作用,离不开一个基础:赣州城保留了古城墙和古城水系。
民间传说认为,赣州是座龟形“浮城”,不管江水怎样涨,赣州城都能跟着浮起来。现存的赣州古城,的确是由唐末五代时风水学家杨筠松选址建造的“上水龟城”,城形如龟,可以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
此外,建城时摒弃了当时流行的土城,改用砖石修砌城墙,并冶铁固基。道光时期府志记载:“州守孔宗翰因贡水直趋东北隅,城屡冲决,甃石当其啮,冶铁锢基,上峙八境台。”可知其法为:用石甃砌基址,再用熔化的铁水浇在石缝间,使之凝固后,成为坚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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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古城的整体规划,处处贯穿着古人防患未然、规避洪涝的巧妙心思。离开这样的整体布局，福寿沟的作用再大，恐怕也难以维系今天的局面。
筑造符合力学原理的“浮城”、用铁水浇筑砖石城墙，这在古城防洪史上是个创举。赣州人还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历代以来不断加高加固城墙,戒备洪水。明朝初年,城墙只有二丈四尺高,到明末增至三丈三尺。
除了赣州，我国尚有寿州、文安、潮州、荆州、台州等十多座古城至今仍起防洪作用，其建筑思路对今人很有启发。
问诊：“城市水系”的前世今生
古城经验
中国古城防止内涝最重要的经验,是建设一个完善的城市水系。它由环城壕池和城内外河渠湖池组成,具有多种功用,被誉为“城市血脉”。
城市水系大致有10大功用:供水;交通运输;溉田灌圃和水产养殖;军事防御;排水排洪;调蓄洪水;防火;躲避风浪;造园绿化和水上娱乐;改善城市环境。
在这十大功用中,排水排洪和调蓄洪水对防涝至关重要。以紫禁城为例,明清时期紫禁城的筒子河和内金水河共长6千米,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长达8.3千米的河道,堪与水城苏州相媲美。筒子河蓄水容量为118.56万立方米,即使城内出现极端大暴雨,日雨量达225毫米,城外有洪水困城,筒子河无法排水出城外,紫禁城内雨水全部流入筒子河,也只会使其水位升高0.97米。因此,自明永乐十八年紫禁城竣工至今近600年,城内无一次雨涝致灾的记录。
但水系不是建成就能一劳永逸的,必须重视城市水系的管理与维护,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纵览历代京都对城内排水设施的管理情况,以宋东京城、元大都城较好,而唐长安城欠佳。明清时期,北京的水系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制度健全,赏罚分明。紫禁城每年开春淘浚沟渠,明代已形成制度,清代沿用,使城内排水系统畅通,有效地发挥了排水排洪作用。
其他名城,如广州、绍兴、苏州、济南、杭州、温州、福州、松江、嘉定等,历史上排水系统管理均较好。苏州在明清两代共疏浚市内河道11次。苏州自宋嘉定十六年至清顺治十五年400多年无水潦之灾,与河道管理得好是大有关系的。
今日忧患
令人尴尬的是,进入现代化时期,“水潦极少”的古城们体积不断扩容,应对内涝的能力却有所下降。
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轻视管理。依旧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调查,“北京市近8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5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占管道直径的65%以上。”目前实行的《北京市城市市政排水设施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于1986年初,距今已有25年,已经严重落后于北京市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这种设计技术的落后和管理的落后是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很多与现代化伴生的弊病增加着城市内涝风险——
城市建设填占或挤占行洪河道,使江河湖水位升高、排水困难;城市河、湖等水体、洼地被填占,城市水系日渐缺少调蓄功能;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城市排水困难;本世纪在我国登陆的台风频率将增加1.76倍,风暴潮灾害将更严重;土地开发忽视防洪排涝工程系统的建设,增加了洪涝风险;超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内涝灾害加重;现代化对生态的破坏使城市在水患面前更为脆弱,洪涝灾害引起次生灾害的风险日益增加……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多,人类对土地、森林、水、生物资源过度利用,整个地球环境恶化,灾害愈演愈烈。与古城水系防内涝相比较,可以看出,古城水系以天然河渠为城市排水干渠,水系调蓄能力巨大,管理良好,而现代城市多以暗渠和管道排水,本身行洪断面小,调蓄能力小,加上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内涝灾害难以避免。从赣州一例,我们可以看出古城在防洪排涝上的智慧和高超的水平。借鉴古代经验,从根本上改变现代城市的排水系统,增大调蓄容量,加强管理清淤,才能让“上街看海”的一幕不再重演。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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