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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者:
储朝晖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廉 思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越来越成为农村学子的奢望。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是什么阻碍了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难道出身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目前的高考内容设计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出身决定命运”。考试中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向,从而有利于一些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群体,其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这一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记者:教育,是公平的起点。教育,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希望。寒门学子离名校越来越远,是否凸显出身决定命运?
储朝晖:近些年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边远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进好大学却越来越难。这一结果是逐级累积造成的,经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多级分化,相同智力的学生,一直在优劣不同的学校中学习,在高考时差上数百分是完全可能的。这说明教育公平问题远比一些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一个涵盖全过程、全方位的概念,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廉思:高考本来是一种标准化考试,考量的是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掌握的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而应尽量排除“先天”因素的影响。以“现代性”为核心的高考内容改革,实际上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现阶段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过去偏重考查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就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是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能力”的时候,勤奋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了,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大大上升。高考内容的改革,并没有恰当地考虑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影响了农村及中小城市学生的利益。考试中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向,从而有利于一些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群体,其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这一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记者:“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而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当重点大学之门正一点点向寒门学子关闭,我们会产生疑问,我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有了怎样的偏差?我们又该如何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
储朝晖:“知识改变命运”可以体现在不同时候,一是在运用的时候;二是在选拔的时候。前一种情况贯穿人生的始终,正因为此,我认为无论贫富及其他条件如何,每个人都要终生不断地学习。至于后一种情况,我不能认同“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因为历史上不少人进了重点大学也未能改变命运;不少人未进重点大学倒成为发展不错的人才,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现有的教育体系在保障公平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于是一些人可以花钱上各种班来提高分数,另一些人没钱上各种班,分数可能相对少些,但这两个人的智力也许并无差别,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严格地说,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就是要依据每个个体成长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教学,进行评价,进行管理,因而需要一套多元的评价体系,改变现有的仅仅依赖于一考定终身的单一评价体系。但是,在现有社会信任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又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整个社会更加不公平。因此这是一对矛盾,建议在全社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基础上确定改进的方向和步骤。
廉思: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为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更多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
记者:学校的学生群体应是多元丰富的。当学校生态趋于单一,或者说更关注所谓的优质学生时,这个教育生态会发生某种失衡。现在,有这种情况吗?我们意识到了吗?
储朝晖: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教学资源的丰富性。我曾经向某个重点大学招生负责人建议:从统计上看,每千人中智力较高的人数比例是相当的,某一个区域内的前几名肯定都是优秀人才,与其在北京招收600分的考生,还不如在边远地区招收在当地名列前茅的考生。他的回答是:这样进校后由于考分差别大将无法上课。这里又涉及到我们的大学教学如何进行的问题,从保证高质量角度看,大学不宜上大课,应尽可能进行个性化教学。但现今我们大多数大学采取的依然是“一堂课”教所有学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会降低质量,也会产生新的公平问题。对那些对这种大课不感兴趣的学生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教育生态失衡,但这种失衡事实上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也会带到高考和大学后的教育,长期积累对学生的伤害是巨大的,目前关注这方面的人还太少。
廉思: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计划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子女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显或隐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如果一个家庭在经济上有优势,那么这种资本往往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转化为优势,这种叠加效应在当前的自主招生考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这也必然会延伸到大学校园内部,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学,而大多数寒门学子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
记者:黄全愈《高考在美国》的书中介绍,哈佛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Liz Murray的纽约流浪女。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一名48岁的流浪汉、退役军人迪威特。毕业时,他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而我们的名校常常以招录各地状元为荣。我们该怎样变革,来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储朝晖:公平作为一种理念，应当体现在全过程和多方位。从社会角度看,贫富差距过大和权力层级过多是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的基础,必须在这方面不断改进;同时,我们现在的教学、评价等各方面都有谋求教育公平的较大空间。短期内改变乡村考生不公平状况,可以将教学条件的不均等性作为一个因子,比如依据教学条件的差异状况,以1万考生作为一个单位考区,在单位考区内依据考生成绩分为若干等次,招生学校对不同分数但等次相同的考生录取时同等对待。这一措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源和师资的均衡分布,操作得当则有利于整体教育均衡发展。
廉思: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入学制度尽管设计非常繁复,也特别强调大学的自主权与考生的选择权,但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而且近年来入学公平性的问题还有恶化趋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
对农家子弟而言,高考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我们一方面应确认中国高考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
（本报记者 靳晓燕 本报通讯员 汪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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