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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千年。第一个千年是从西周到两汉，是中国书法的产生期。在这个阶段，字体以甲骨、金文、篆书为主，主要是象形字，笔划的特点是粗细都一样。第二个千年是从汉到南北朝，或者到隋唐，实际不到一千年，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字体出现了真草隶篆，笔划开始出现了横竖撇捺点，表明中国书法的成熟。第三个千年是从南北朝或隋唐到现在，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字体还是真草隶篆，笔划还是横竖撇捺点，没有本质变化，但是，这一阶段书家辈出，流派各异，精品荟萃，特别是出现了狂草。
书法是一门视觉艺术
书法也是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当一个书法家的前提必须是字要写得好。
我认为,世界上有两类学科，一类是理论为主的学科，一类是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理论为主的学科的特点是，只要求推理正确，逻辑严谨，不要求实际技能过硬。比如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数学和军事学，等等。哲学家可以把周围的矛盾处理得非常糟糕，但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家，比如尼采、李贽；经济学家可以不会经商，不会炒股，但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学家，比如马克思、孙冶方；历史学家可以常常被历史愚弄，但不影响其成为历史学家，比如吴晗、翦伯赞；数学家可以算不好自己的工资，但不影响其成为数学家，比如陈景润；军事家可以不会开枪,不会放炮，但不影响其成为军事家，比如毛泽东。以上这些都是以理论为主的学科。
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的特点是，不管你的理论多么高深，前提必须是实际技能过硬，理论只对这些学科起规范、促进作用。音乐家如果不会谱曲，不会唱歌，就不成其为音乐家；作家如果不会写小说、散文、诗歌，就不成其为作家；美术家如果不会绘画，就不成其为美术家。我觉得，书法也是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当一个书法家的前提必须是字要写得好。字写得不好，就当不了书法家。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疑义相与析。我觉得，在这些学科里，应了歌德的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
我写了一幅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想强调一下的是这个“军”字，我原来的“军”字不是这个写法，是一竖下来的。为了写好这幅作品，我基本上重走了长征路，从赣南一直到陕北，包括湘江战役、老山界、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包括雪山草地、腊子口、哈达铺、吴起镇和会宁。这个“军”字就是我走四渡赤水的路线以及红二方面军走过的长江第一湾——石鼓时所受到的启发，将“军”字改写成了这种连绵环绕的形式。我的意思就是说，艺术创作一定要源于生活。
书法的定义
书法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
书法有多种定义，我查了《辞海》、《辞源》和其他资料，有的说书法是以汉字为审美对象的书写艺术，有的说书法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法则，对不对呢？都对。但我觉得又都不全面，都没有打中七寸。我对书法的定义是：书法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家争鸣，大家可以探讨，可以争论。那么，这里面对工具的限定，主要是针对书坛上的一些“杂耍”而言，什么发书、指书等等，还有电视上播出的,光着身子沾上墨,在地上打一个滚儿,那不叫书法，那叫“驴打滚”。书法的前提必须是“以笔墨纸砚为工具”。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硬笔书法的问题，我认为,书法广义上包括硬笔书法，狭义上仅指毛笔书法。对对象的限定，规定以汉文字为对象，则主要是把它与中国画相区别。
现代书法大家怎么看？我认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基本符合书法定义，比如书写的对象是象形字，代表人物有张正宇、李骆公、黄苗子等；第二类基本不符合书法定义，脱离了汉文字，比如刚才说的“驴打滚”；第三类完全不符合书法定义，完全脱离了“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如用剪刀剪裁、拼凑的所谓抽象作品。总之，总体上现代书法还不成熟，处于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有的有发展前途，有的无生命力，弄不好会误入歧途。但我认为，对现代书法基本上应持宽容的态度，最终由历史和社会去检验。
书外功夫
什么是“书外功夫”？我可以用六句话来概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和拓万丈胸。”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
我小时读过范文澜在抗战时期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大丈夫》。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十位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比如岳飞、文天祥等等。
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
这本书讲了很多人物，比如陆秀夫，他是江苏盐城人，在元军大举进攻时担起宰相之责，他同南宋政权被元军追赶到广东新会的崖山海边，浴血奋战后，他把夫人、儿子都赶进海里，自己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有一幅对联：“宋灭无降将，陆沉有秀夫”，讲的就是他的事迹。我们不去争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谈论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境界。
还有颜真卿，很多人都练过他的颜体字。他在安史之乱中被派去与叛军谈判，宁死也不投降，最后被叛军投在柴火中烧死。
巴曼子将军是战国时期巴国人。当时，巴国出现叛乱，他向楚国借兵平叛，许诺事后送给楚国三座城池。后来楚国出兵帮助他平定了叛军。他既要信守诺言，又不忍出让国家城池，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将自己的头割下来送给楚国，以头抵城。直到现在重庆还有一座巴曼墓。
范文澜在《大丈夫》中，写的都是过去的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物没有涉及。在此，我特别想提一提张自忠将军。根据我的掌握，作为一名武将，讲死讲得最多的就是张自忠将军了。“民不畏死”、“慷慨赴死”，在抗战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反复地讲这些话。张将军最后在湖北枣阳与日军激战时牺牲的。他本来可以不上前线，但他非要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一个人坚守阵地，弹尽粮绝，战死疆场。在清扫战场时，日本兵发现牺牲者是一位高级将领，马上立正向他致敬。
还有一个有关他治军的故事。一位与他有着生死之交、赫赫战功的部下，把驻地一名老乡的姑娘给强奸了。老乡将这件事向张自忠告发。这位部下也是追悔莫及，但军法如山，张自忠将这位部下就地正法。这位部下在第一次枪毙后没有被打死，半夜醒过来爬出大坑，又追上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将军将这名部下又第二次枪毙。也许这名部下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换取张将军的英名，因为他对将军是十分了解的。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每个执法者都能执法如山，我们的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更好。
我认为，有一个好的人品，是做一个好的书法家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和拓万丈胸”，就会具有真正的“书外功夫”。
“读万卷书”，我讲过要读文、史、哲这三本书，同时还要读两本书，一本是孔子的《论语》，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论语》讲的是做人的一般准则，是中国人的普及型读物，“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德经》讲的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道可道，非常道”，非大智慧者不能领悟。如果能读好这两本书，就会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
“行万里路”。过去念小学时我没有条件，就骑着自行车在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行不了万里，就行几十里。后来有了条件，我就尽量“行万里路”。我想说这里面有一个“身行”与“心行”的问题。受客观条件限制，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但是，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地了解，更因为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境界，所以写出了这篇文章。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情怀和境界，就是去了岳阳楼也还是写不出来。
“经万件事”，也有一个“身经”和“心经”的问题。经万件事，才能启发艺术灵感。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很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提出，不良贷款必须每年下降三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猛然想到银行资产就是我们的“山河”。因此，突发灵感，创作出“还我山河”这幅作品。
“师万人长”，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次我的母校采访我时，他们问我最佩服的人物有哪些？我当即信口开河，做了如下回答：第一，我最佩服的是毛泽东；第二是华盛顿，他的故居和墓地我去过两次，亲身感受了美国人民为什么如此热爱他；第三，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不足的是事必躬亲。中国有多少武侯祠，可能有九个，这九个我都去过。诸葛亮到底是哪里人，到现在还在争。河南说是南阳人，山东说是临沂人，湖北说是襄樊人。反正好人都去争，秦桧就没人争，大家躲都躲不及，连他孙子都是“我到人前愧姓秦”，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籍贯，最近我才考察到秦桧是江西婺源人。书品即人品。没有一个好的人品，成不了一个好的书法家。所以说要立足书坛，首先要立足人品。虽然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但人品是立足书坛的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记得那是送给蒋介石的。
“抒万般情”。我有一个爱好，每到一处，好发思古之幽情。1999年我在庐山开会，内容是修改银行信贷的一部基本法规——《贷款通则》。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我填了一首词《登庐山》。后来，我根据这首词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为什么说是取笑黄河兄弟呢？因为黄河中有一座中流砥柱，但庐山比它要高得多。“虢人悄然不语”，“虢”是古代一国名，在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也是中流砥柱所在地。与这个虢国相关的还有一个“唇亡齿寒”的故事。“虢人”就是三门峡那里的人。三门峡的人无话可说了。“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庐山戏弄泰山、华山、医巫闾山。“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我们正参观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我们在庐山看了一些古迹，想起了很多古代的事情。“太白俯首，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李白曾经来庐山，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陶渊明也曾经在庐山脚下的彭泽县做过县令。李白、陶渊明都拿庐山没有办法。“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这庐山还有谁能管得了？“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登山嘛，山自然在我们脚底。我也是只有到了庐山那个地方，才有这种激情。书法创作和诗词创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种激情，一种胸怀，你的书法可能很工整，也可能很像古人，但肯定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
“拓万丈胸”。有一篇杂文，题目为《政治家的器量》，是从楚庄王开始写起的。山东是齐国故地，我就想起齐桓公小白。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但没有射死。一种说法是射在胸镜上，另一种说法是射在裤带上。齐桓公趁机装死，后来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非常有才华，治国有方，人品也好。齐桓公虽然差一点儿被管仲射死，但是后来他不计前嫌，仍任用他做宰相，由此可见齐桓公的胸怀。没有这般胸怀，他能成为“春秋五霸”吗？所以，从事艺术创作，一定要有胸怀。“拓万丈胸”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思想更深邃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怀更博大的世界。”
书法鉴赏
我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书法鉴赏实际上是如何评价书法作品的问题，可分为形式上的鉴赏和本质上的鉴赏。
形式鉴赏的标准有八个字，就是“笔法、结构、笔意、章法”。“笔法”指的是用笔的功力；“结构”指的是字写的正确与否，当然是相对的；“笔意”指书法作品的“势”的联结和“意”的走向；“章法”指战略上的谋篇布局。笔法、结构是书法的技术性问题，靠书内功夫；笔意、章法是书法的方向性问题，靠书外功夫。
本质鉴赏的标准有三个字，就是“真、善、美”。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有讲得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我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真、善、美”是衡量精神产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货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这已被公认；在社会领域，品德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但这还没被公认。有的人就会说，有的人品德一般，但权力很大，级别很高，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是优礼有加。我认为，那叫“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虽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受市场供求影响，有时也免不了波动一下，像当年君子兰一样。还有人说，甚至有的品德特别坏的人，比如秦桧，在任宰相的时候，权倾朝野，人家对他都是笑脸相迎。这更是个别现象，属于“价格背离价值”。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上来看，还是“价格反映价值”，人品最终还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当然除了品德外，还要有水平，还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历史才能记住你。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贤者为上，智者辅之，勇者做之。三国时期，刘备是贤者，当皇帝；诸葛亮是智者，起辅佐作用；关羽、张飞是勇者，只有在前面冲冲杀杀的份。
那么，什么是“真、善、美”？怎样体现“真、善、美”？我认为，“真”是从创作角度来讲的，反映作者的真情实感。张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头濡墨，借书法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岳飞书写《出师表》，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至于这幅作品是不是他本人写的，这里姑且不去争论。面对徽钦二帝被掳北国，作为宋朝名将，岳飞激愤异常，加上书写的又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他以泪拌墨，开始是行书，后来越写越激动，由行书变成了草书。所以，书法作品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书写。如果照抄，一味模仿，是写不出自己的风格的。这里连带有一个临帖的问题。我不反对临帖，但我很少临帖，大量的是读帖。我读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的帖，也读过张旭、怀素的帖。通过读帖，吸取他们的所长，经过自己大脑的加工，形成我自己的草书风格。因此，我的作品在每个字的取舍上，是集百家之长的。大家都知道“你有你体，我有我体”的故事，讲的是郑板桥想创造新的书体，晚上睡觉时，经常在自己身上划来划去，有一次不小心划到他夫人的身上，他夫人说：“你有你体，我有我体，干吗往我身上划？”。他夫人讲的“体”是指身体。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郑板桥，促使他创造出了自己的书体——“六分半体”。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乾隆四家”中有个刘庸和翁方刚。翁方刚的女婿师从刘庸学习书法。有一次，翁方刚的女婿把他写的书法给岳丈看。翁方刚对这些字嗤之以鼻，叫他女婿去问刘庸，这些字有哪一点像古人？刘庸听到后，叫学生回去问他岳父，问他的字中有哪一点是自己的？翁方刚无言以对。
“善”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的。书法只有产生向善的效果，才有意义，才有价值；“美”是从欣赏者的角度讲的，书法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真善美，应该是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而书法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应由以下三方面构成：以孔孟老庄哲学思想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及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我们今天当然要讲法治，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根本的还是要靠德治，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德治的基础。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当然物质生活也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无论吃什么好的东西，到了肚子里还不都是碳水化合物？我们很多人缺的是信仰。
那么，应该信仰什么呢？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所以，我认为书法创作也要体现“善”、体现“美”。对于三者的关系，我认为，“美”在认识论上，体现为“真”；在道德观上，反映为“善”。你若写“造谣撒谎”，字写的再好也不美，因为不真；你若写“杀人放火”，字写的再好也不美，因为不善。而真善美在表现形式上则应体现为“平衡”。“平衡”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动态平衡指的是大美、壮美、阳刚美，静态平衡指的是小美、弱美、阴柔美。所以，我常讲，我不反对唱《小路》，但我更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不反对《何日君再来》，但我更喜欢听《义勇军进行曲》；我不反对其他书体，但更喜欢狂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狂草最能体现动态平衡，最能从审美角度给人以强烈的美的视觉刺激。如果用楷书写毛泽东的《长征》诗，就不能给人产生那种强烈的刺激作用；只有用狂草写，才能将人带入这种境界，才能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同时，我又认为狂草最具有艺术价值，是书法艺术的皇冠。
什么叫价值呢？价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与楷书比，与隶书比，与行书比，与其他书体比，狂草创作是最难的，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多。所以，历史上的书圣，都是写草书的，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今天的于右任、林散之、毛泽东，都是写草书的。只有草圣，没有楷圣，没有隶圣，也没有其他圣。
以上我说这些，是说书法鉴赏的标准。产生“真、善、美”的作用，应该是鉴赏书法作品价值的标准。但是，目前我们事实上采用的是哪些标准呢？我认为，目前有这样几种标准：
第一种是领导标准，就是领导说好就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领导说好不一定就好，包括专业部门领导说好也不一定就好。某个领导在政治上或者在某一领域是内行，但不是在每个领域都是内行，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通用的标准。另外，我们现行的干部体制很复杂，专业部门的领导不一定专业就强，很可能在组织领导能力方面擅长，也可能是论资排辈的结果，还可能是其他因素。所以，领导标准是不成立的。
第二种是大众标准。这种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标准，就是大家都说好。这可以是一个标准，但在美学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尽然。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看小品，也可能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听交响乐，但不能因为很多中国人目前不喜欢听交响乐就认为交响乐不如小品。
第三种是功底标准。我认为，在这方面，要讲两句话：首先要讲功底，但功底不能作为第一标准，只能作为第二位的标准。你临王羲之的字临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是王羲之第二，不会超过王羲之。现在书法已经从集工具与艺术于一身转变为纯艺术。书法作为工具的职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仍然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今人就永远不可能超过古人，在功底上谁能超过王羲之？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标准。
第四个标准是专家标准。专家标准也是主要的参考标准，但仍然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对于张旭的古诗四帖，近代几位九十岁以上的鉴定大家，意见上就存在分歧，有的人说是真迹，有的人说是赝品。这就说明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你要以专家的意见作唯一标准，那究竟古诗四帖是真迹还是赝品？那么，到底什么才能作为唯一标准呢？那就是“真、善、美”。
如何看待名人书法的问题。我将名人书法分成了五类：第一类是人字双辉，人好字也好，比如毛泽东、颜真卿、岳飞。第二类是书以人名，字写得不怎么样，但由于人有名气，书法也跟着出名。这方面的例子不好举，我当时就举了乾隆的例子。乾隆的字确实写得也不错，但严格说来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学他爷爷康熙。第三类是人以书名。比如怀素，如果他不会写草书，今天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怀素是谁。第四类是书因人废。书法写得很好，但人品不好，最后书法被人忘掉。比如蔡京、秦桧、严嵩、康生。这些人的书法确实很好，但今天还有谁知道他们是书法家呢？或者是知道了也不屑提起。第五类是书补人缺。人格上有缺陷，但由于书法很好，可以得到弥补。比如赵孟頫，他本来是宋朝宗室，却在元朝做了官，这就是人品不足。但由于字写得好，人们还是原谅了他。再比如王铎，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员，最后却投降清朝，做了清朝的官。虽然人品有缺陷，但由于他草书确实写得不错，人们仍然认为他是书法家。王铎、傅山都是同时代的人。从技术水平来说，傅山的书法不如王铎。但是，在我看来，傅山书法的价值却高于王铎的价值，因为傅山宁死不做清朝的官。
今天，经济发展，政治宽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历史走到今天，历史不能停止前进，历史要发展，书法也要发展，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假如我们不做，谁做？假如这个时候不做，什么时候做？”由此我也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本版书法作品均由唐双宁先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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