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娱乐化”亟须匡正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我们也看到,在社会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本报从今天起开设“对话”栏目,将就各个领域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机遇和挑战,约请有关专家进行对话和探讨。本期首先对当前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剖析。

    对话者:

    曾庆瑞 北京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索 谦 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一个幼儿节目中,孩子们被打扮成一模一样,忸怩作态让嘉宾猜是男是女,台上嘉宾称好性感,台下观众哄堂大笑;一个竞技节目中,美国小伙子坦言如果中了大奖就要“为人民服务”,结果遭到了全场的嘲笑,弄得美国小伙一脸茫然;为博成名,少女们疯狂自曝艳照上网,将无耻当成荣耀,当作潮流时尚……

    北京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庆瑞指出:把低俗当趣味、拿缺点做笑料、视情感为展示的创作,只会让艺术远离审美、远离心灵。

    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索谦呼吁: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不能为商业价值所操控,艺术创作应该回归心灵……

    这种刺激眼球供人浅薄娱乐的节目,实际上是对艺术的不尊重,悲哀的是,诸如此类文化价值观的混乱和崩溃,又何止出现在少数电视栏目中

    曾庆瑞:近些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文化事业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态势,文艺的各个门类都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在文艺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过度娱乐化”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中,为了赢得视听效果,大都从感官出发,男女嘉宾在奢华的灯光和躁动的音效中粉墨登场,创作者意图打造一场视听盛宴,而它的结果却是刻意造假,舍弃真实。为了制造戏剧效果,主持、嘉宾的发言也越来越大胆、露骨、低级,某些娱乐节目甚至宣扬丑陋的“炫富”、“拜金”,让“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不愿在自行车上微笑”这种言论公然出现,扭曲、病态的“个性十足”成了迅速走红的捷径。最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低俗之风泛滥到了少儿节目中,连孩子们的性别都成为调侃的作料,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在性感不性感、是否会抛媚眼儿的场面上“见识”,这显然无益于孩子们的身心成长。

    这种刺激眼球供人浅薄娱乐的节目,实际上是对艺术的不尊重,悲哀的是,诸如此类文化价值观的混乱和崩溃,又何止出现在少数电视栏目中。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诨为能事的电视剧;情节无聊、缺乏逻辑、内容庸俗、台词粗鄙的电影;标榜“下半身写作”、“私小说”的种种所谓“还原人性”的文学;性别模糊,化妆夸张、舞台造型暴露的晚会演出……这种“娱乐”低俗如果不加以遏制,会转变成为“恶俗”,败坏人们的审美趣味,对社会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索谦:我们不反对娱乐,现代人压力大,需要休闲和放松,可是不能让“娱乐”充斥所有场合,不能让娱乐泛滥,成为低俗甚至恶俗。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老歌新唱,有的改编为了达到演出效果,还被摇滚化了。其实,不论形式怎样创新,演员对自己所表达的东西能充分理解是最重要的,否则,怎么唱都表达不出老歌原有的内涵。精神产品说到底都要对人的精神产生作用,所以关于艺术作品的考量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标准,比如,说到电影、电视剧、出版物的产量,统计数字好像很乐观,可是其中对人产生影响的东西太少了,创作变成了流水线生产,票房、收视率成为能否再生产的唯一标准……制片人都想着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利益,可想而知产品的质量。艺术品的产量、票房、收视等量化标准是硬指标,但是,对人的心灵是否有益,也应该成为艺术产品的衡量标准。

    文艺作品不能完全离开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影响,但一味地迷信市场,就会失去自我,使文艺沦为获取金钱的工具

    曾庆瑞:在今天的文艺作品里,我们既看到了空前的美善和辉煌,也看到不少丑恶和肮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度的市场化,比如我们常常提到的跟风模仿,它表现为大面积的原创力萎缩,很多人江郎才尽,实际上是他们被市场、利润、货币绑架了。文艺作品不能完全离开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影响,但一味地迷信市场,就会失去自我,使文艺沦为获取金钱的工具。

    某些文艺从业人员没有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也没有文化人的良知和操守,只想利用文学艺术乃至于泛文化意义上的种种工具牟取金钱利益,用落后文化乃至于腐朽文化侵蚀“俗”和“通俗”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品质,宣扬落后的价值观,此类节目模式、情节设计将“通俗”偷换了概念,这里的“俗”从“大众”的“通俗”堕落成了“卑劣”的“恶俗”。

    索谦:现在一年生产500多部电影,其中真正的艺术凤毛麟角,面对票房的诱惑,很多创作者都丧失了立场。对市场经济我们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许多领域都需要政府去调节,尤其是文艺领域更不能放任。文化和艺术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它影响着国民精神、大众价值取向,一旦完全由市场主导了,结果就会非常可怕。

    要实现最终理想,共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就要在温饱解决后有所提高。如果我们的文化素质不跟上经济增长,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富裕后该往哪里走,其实古人早就设好了路标,有两句老话,一句是“饱暖思淫欲”,一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引导人民往文明、先进而不是放纵、堕落的方向走,是文艺工作必须担当的责任,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知道的道理,今天的创作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盲目,任凭金钱摆布。

    一个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我们不反对娱乐，也需要娱乐,可是娱乐并不应该是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快乐愉悦也不应该成为第一原则

    曾庆瑞:在所有心灵叛逃的现象中,过度娱乐化或者说恶性娱乐化是最危险的。如今,电视文艺或者说电视剧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占据的分量、发挥的作用都在其他文艺之上,它的叛逃带来的后果也最为严重。

    一个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我们不反对娱乐，也需要娱乐,可是娱乐并不应该是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快乐愉悦也不应该成为第一原则。感官冲动是一种廉价的满足,充其量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快感,而灵魂的愉悦需要通过审美去实现。现在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一切公共事务都变成了杂耍,很多标榜为娱乐化的大片都是为了让大家笑,但真正的笑是喜剧范畴,有自己的表现特征,一些作品让笑取代了思考,甚至让人忘掉为何要思考,这是对大众心灵的污染,是对民族文化的侵蚀。

    索谦:一个社会的文化要有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能以GDP为风向标,更不能被市场拉着走。文艺要诉诸感情,在市场经济这个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了商品,并且越来越从精神生产向物质生产转变,陷入机械复制,所谓的“视觉盛宴”靠声光效果争夺人的眼球,技术吞没了艺术,它们只能起到文艺作品的最初级功能:娱乐,更高层次的审美、认知、教化功能都被遗失了。

    观众在文艺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是被动的接受者,给予他们什么非常重要。创作者为了眼前利益,大都选择迎合,迎合的结果就是快餐文化、小品文化风行。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些人仰望着星空。”需要有一些人去引领大众走向更理性、更美善的方向,不能为了一时之快生产大量不负责任的作品,如果所有的文艺领域都被这种无聊、低智的作品占据,让人看完了傻笑,笑完后大脑一片空白,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判断力和创造力。

    仅以票房、收视率作为评价基准,去衡量一个作品的水准乃至生存与否是不合理的;在主流媒体的黄金时间出现的大量与其倡导方向背离的节目就应该有人过问,主管部门应该有措施

    曾庆瑞:改变这种乱象丛生的局面,是一项综合的工程,其中有四点非常重要:一是创作人员要自省反思,认清艺术的功能,创作时尽可能摒除外界因素的诱惑、干扰,杜绝庸俗、媚俗的创作观,真正去营造属于自身和观众的精神家园;二是冷静思考文艺工作的管理,仅以票房、收视率作为评价基准,去衡量一个作品的水准乃至生存与否是不合理的,“市场往往排斥价值”,数据的假象会形成对全社会的误导,相关领导应该看重文艺作品的文化价值;三是大力提倡和积极开展严肃、健康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在此刻必须在位、在场,并在社会保障下发挥应有功能,辅以相关措施,假以时日必能收到实效;四是受众要做到清醒、自律,自觉抵制低级的文艺作品,不要一味追求感官刺激。

    索谦:要对这个问题形成强有力的共识,主流媒体就应该发挥作用,让它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现在文件上讲要确立正确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在主流媒体的黄金时间出现的大量与其倡导方向背离的节目就应该有人过问,主管部门应该有措施,社会舆论应该有声音。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避免发达国家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在重复之后解释说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碰到过的,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扶持民族艺术、民族文化,提高大众整体的审美水平,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针对现在大银幕被娱乐大片所垄断,一些好的电影没有档期上映的问题,政府就可以设立专门的与院线并行的放映机构,专门低价为人们放映经典老片、新人新作、相对小众的艺术电影等,这既保证了全民的文化权益,同时也对那些泛娱乐化的电影构成压力,促成艺术创作、审美的良性循环。我们今天经济上去了,财力允许了,有条件去处理好公共媒体和市场的利益,匡正现在过度娱乐化的不良风气,类似的具体措施还有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此形成共识,去谋求解决的途径。

    （本报记者 李春利  本报通讯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