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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7月29日 星期五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军队发展与民族兴衰”系列文章④

    出神入化的适应力从何而来

    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马列教研部副教授 李海涛 《 光明日报 》( 2011年07月29日   13 版)

        枪杆子听谁指挥?战斗力如何最大化?对一支军队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两个问题又都和体制有关。人类军事发展史表明,体制落后是军队最大的落后,体制创新则是军队最大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带领人民军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我军体制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有活力的军队

        晚清以降,中国军队在与外敌对抗中一败再败,鲜有胜绩。军队的耻辱成为整个民族、国家的耻辱,直到人民军队出世后才得以洗尽。人民军队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中华民族最有活力的军队,关键在于我们拥有不同于旧军队的先进体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体制的确立,使我军拥有了顽强生命力。

        人民军队草创时人员成分异常复杂,思想非常混乱,加之生存条件恶劣,如何让这支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面对挫折不溃散,就成为党的首要问题。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部队到三湾时,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着手对部队进行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改变过去国民革命军官兵人人皆为国民党员的做法,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使人民军队从最基层开始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两年后的古田会议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此,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愈挫愈坚,在苦难中创造辉煌。

        我军建立之初,装备长期落后于敌人,但由于体制中蕴藏着强烈的主体自觉因素,从而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意志力。“三大民主”、“官兵一致”、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等体现以人为本的制度,造成上下同心的团结精神、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灵活作战的创新精神。这些精神集中表现为官兵的强大意志力,它是内在信仰通过特定体制的外化。所以,毛泽东说,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依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体制编制,显示出我军出色的适应力。我军成立后,就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正规军团的组建,抗日战争时期的化整为零、“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解放战争中大规模野战军团的组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体制的完善、新型军兵种的出现等,无不显现出我军的适应能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开启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3次裁军减员170万,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强世所罕见。

    北洋水师覆灭之痛

        从体制创新结构看,军事体制在战斗力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体制在战斗力构成三要素中起着纽带作用,制约着人和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对于人这个要素来说,好的体制可以使人心情舒畅、感到有奔头;不好的体制则会带来相互倾轧、各谋私利、逆向淘汰。

        从武器装备要素看,没有体制优势,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系统的效能无法实现最大化,或者只能带来局部的、战术上的优势,但永远无法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当年的北洋水师装备亚洲第一,但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究其原因,落后的军事体制难逃其责。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军事体制创新为抓手谋求军队整体效能的发挥,是军事变革的一个关节点和突破口。

        从体制创新过程看,新旧体制的过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军事体制创新是对军队人员、结构、规模、功能进行的重大调整,涉及的领域广,牵扯的问题多,在宏观上受制于两大环境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传统等状况的影响。试想,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怎么可能有效推进军事体制创新呢?历史的经验是,外部环境腐化变质会造成军队加倍的腐化变质,因为军事系统的等级结构体系更为专横而不受制约。另一个是内部环境,即军队自身的人员、结构、技术、装备等情况的影响,特别是在涉及到权力和利益格局重新调整问题上,更会诱发各种矛盾。当年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当局也曾试图进行体制整合,但结果事与愿违,甚至还诱发了一场混战。所以,军事体制创新既要有宏观规划,又要有微观措施;既要有自上而下,又要有自下而上;既要有内部统一,又要有外部协同。

        从体制创新主体看,决策者勇气、决心和智慧受到极大考验。军队体制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决策层。就此而言,体制创新主要考验的是决策者。具体来讲,一是考验决策者有没有无私无畏的勇气直面体制弊端;二是考验决策者有没有撼山动岳的决心来兴利除弊,为军队发展开辟出新境界;三是考验决策者有没有智慧化解创新道路上的各种阻碍。蒋百里说:“无勇决之志者,不能开裁兵之先;无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后也。”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既积极稳妥、又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革除影响军队发展的制度性因素。

    变则通,通则久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决不能在体制上滞后,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要求不适应,与民族复兴的目标取向不同步,与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不吻合。“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时代在变,对手也在变,我军也不能不变,尤其是体制编制必须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已经成为广大官兵的共识。

        着眼使命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今天,国家利益在不断拓展,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党赋予了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新历史使命。根据这一使命,军队的职能有了新变化,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运用提出更高要求。形势逼人,我们必须面向未来,从妨碍变革的“小农意识”、“山头观念”和“小团体利益观念”中解放出来,为推进我军体制编制创新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立足体系作战,进一步突破体制障碍。随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加速转变,我军建设中一些体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决策体制快速反应能力还有所欠缺,军兵种结构和部队编成还不尽合理,指挥、训练和保障体制联合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因此,必须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着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大力推进军事体制创新,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训练体制和联合保障体制,优化武装力量结构和部队编成。

        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进一步吸收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军队发展,封闭是大忌。随着科技、装备和现代战争的发展,各国都在不断革新军事体制。在领导指挥体系上,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减少指挥层次,扩大指挥幅度,提高指挥效能和快反能力;在部队结构编成上,更加注重精干、合成、机动、高效,快反、特种部队得到加强,新军兵种陆续产生,作战单元小型化、模块化日益明显,等等。对此,我们要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学习,切不可食洋不化,否则,就会出现今天的吸收借鉴,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这一任的“政绩”,变成下一任要解决的头痛问题。

        (压图照片:朱振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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