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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听谁指挥？战斗力如何最大化？对一支军队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两个问题又都和体制有关。人类军事发展史表明，体制落后是军队最大的落后，体制创新则是军队最大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带领人民军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我军体制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有活力的军队
晚清以降，中国军队在与外敌对抗中一败再败，鲜有胜绩。军队的耻辱成为整个民族、国家的耻辱，直到人民军队出世后才得以洗尽。人民军队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中华民族最有活力的军队，关键在于我们拥有不同于旧军队的先进体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体制的确立，使我军拥有了顽强生命力。
人民军队草创时人员成分异常复杂，思想非常混乱，加之生存条件恶劣，如何让这支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面对挫折不溃散，就成为党的首要问题。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部队到三湾时，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着手对部队进行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改变过去国民革命军官兵人人皆为国民党员的做法，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使人民军队从最基层开始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两年后的古田会议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此，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愈挫愈坚，在苦难中创造辉煌。
我军建立之初，装备长期落后于敌人，但由于体制中蕴藏着强烈的主体自觉因素，从而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意志力。“三大民主”、“官兵一致”、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等体现以人为本的制度，造成上下同心的团结精神、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灵活作战的创新精神。这些精神集中表现为官兵的强大意志力，它是内在信仰通过特定体制的外化。所以，毛泽东说，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依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体制编制，显示出我军出色的适应力。我军成立后，就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正规军团的组建，抗日战争时期的化整为零、“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解放战争中大规模野战军团的组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体制的完善、新型军兵种的出现等，无不显现出我军的适应能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开启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3次裁军减员170万，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强世所罕见。
北洋水师覆灭之痛
从体制创新结构看，军事体制在战斗力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体制在战斗力构成三要素中起着纽带作用，制约着人和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对于人这个要素来说，好的体制可以使人心情舒畅、感到有奔头；不好的体制则会带来相互倾轧、各谋私利、逆向淘汰。
从武器装备要素看，没有体制优势，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系统的效能无法实现最大化，或者只能带来局部的、战术上的优势，但永远无法转变为战略上的优势。当年的北洋水师装备亚洲第一，但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究其原因，落后的军事体制难逃其责。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军事体制创新为抓手谋求军队整体效能的发挥，是军事变革的一个关节点和突破口。
从体制创新过程看，新旧体制的过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军事体制创新是对军队人员、结构、规模、功能进行的重大调整，涉及的领域广，牵扯的问题多，在宏观上受制于两大环境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传统等状况的影响。试想，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怎么可能有效推进军事体制创新呢？历史的经验是，外部环境腐化变质会造成军队加倍的腐化变质，因为军事系统的等级结构体系更为专横而不受制约。另一个是内部环境，即军队自身的人员、结构、技术、装备等情况的影响，特别是在涉及到权力和利益格局重新调整问题上，更会诱发各种矛盾。当年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当局也曾试图进行体制整合，但结果事与愿违，甚至还诱发了一场混战。所以，军事体制创新既要有宏观规划，又要有微观措施；既要有自上而下，又要有自下而上；既要有内部统一，又要有外部协同。
从体制创新主体看，决策者勇气、决心和智慧受到极大考验。军队体制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决策层。就此而言，体制创新主要考验的是决策者。具体来讲，一是考验决策者有没有无私无畏的勇气直面体制弊端；二是考验决策者有没有撼山动岳的决心来兴利除弊，为军队发展开辟出新境界；三是考验决策者有没有智慧化解创新道路上的各种阻碍。蒋百里说：“无勇决之志者，不能开裁兵之先；无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后也。”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既积极稳妥、又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革除影响军队发展的制度性因素。
变则通，通则久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决不能在体制上滞后，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要求不适应，与民族复兴的目标取向不同步，与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不吻合。“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时代在变，对手也在变，我军也不能不变，尤其是体制编制必须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已经成为广大官兵的共识。
着眼使命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今天，国家利益在不断拓展，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党赋予了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新历史使命。根据这一使命，军队的职能有了新变化，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运用提出更高要求。形势逼人，我们必须面向未来，从妨碍变革的“小农意识”、“山头观念”和“小团体利益观念”中解放出来，为推进我军体制编制创新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立足体系作战，进一步突破体制障碍。随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加速转变，我军建设中一些体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决策体制快速反应能力还有所欠缺，军兵种结构和部队编成还不尽合理，指挥、训练和保障体制联合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因此，必须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着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大力推进军事体制创新，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训练体制和联合保障体制，优化武装力量结构和部队编成。
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进一步吸收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军队发展，封闭是大忌。随着科技、装备和现代战争的发展，各国都在不断革新军事体制。在领导指挥体系上，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减少指挥层次，扩大指挥幅度，提高指挥效能和快反能力；在部队结构编成上，更加注重精干、合成、机动、高效，快反、特种部队得到加强，新军兵种陆续产生，作战单元小型化、模块化日益明显，等等。对此，我们要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学习，切不可食洋不化，否则，就会出现今天的吸收借鉴，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这一任的“政绩”，变成下一任要解决的头痛问题。
（压图照片：朱振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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