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学习导读

    列宁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以下简称《论我国革命》)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批驳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苏汉诺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以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借口,来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错误论调,是一篇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论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重要文献。

    一、写作背景

    十月革命后,俄国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俄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的强大压力下。此时俄国革命力量仍然十分弱小,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又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如何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既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早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等人就提出,俄国生产力落后,无产阶级不成熟,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十月革命以后,苏汉诺夫于1918至1921年撰写了7卷《革命札记》,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批判十月革命。他一再重述俄国根本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指责列宁“缺乏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一个“早产儿”。他把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想通过“疯狂万分地猛跳”,“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断言“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病中阅读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这时,列宁的病情已非常严重,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列宁清楚地意识到病情的危险,但还是决定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说出来。他以“完全拒绝治疗”的“最后通牒”迫使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5—10分钟。于是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2月,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口授完成了5篇论文和3封信,这些历史文献被称作“列宁的遗嘱”。《论我国革命》是这些口授遗嘱中的一篇,是列宁为了回击苏汉诺夫等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在1923年1月16日和17日两次口授完成的。文章由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真理报》编辑部,标题是发表时由报纸编辑部加的。

    二、内容介绍

    《论我国革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指出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形式,肯定俄国先革命再建设的道路。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通过革命创造社会发展的前提的观点,强调东方社会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1.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

    苏汉诺夫等人机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成熟时才会出现的观点,借以反对十月革命。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他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会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历史发展也不是机械的单线条的进化,它总是在复杂的多样性的现实中展开。苏汉诺夫等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更不懂得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个别包含着一般,必然具有一般的特性;一般作为共性,是个别的抽象,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和体现出来。对具体的社会发展,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俄国是介于欧洲文明国家和东方各国之间的国家,它势必表现出不同于两者的某些特殊性,但特殊性并不偏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也是在具备了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充分显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这是《论我国革命》的核心思想。

    2.俄国革命具有的新特征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已经开创了世界历史,一国内部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链条的一环,国内革命也已经是一个世界问题。因此,不能局限于一国内部,而应该在世界革命背景中分析俄国革命的形势。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工农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据此,他得出结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新的特征以及特殊的环境使俄国能够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毫无出路的处境能够增强工农的斗争意志、从而大大地增强工农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不应当坐失历史机遇,待到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3.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道路

    列宁辩证地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强调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具体发展过程具有跳跃性,往往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西欧国家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水平,然后进行革命。而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具备一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发展顺序。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主要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是什么样的,在西欧各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首先进行革命创造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前提,在此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影响革命的因素除了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外,还应该考察国际背景,应分析无产阶级受逼迫的状况而产生的革命意志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即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得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因此,俄国选择了和西欧不同的革命道路。

    4.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方式具有典范意义

    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特殊性,但它并不是社会革命和发展的特殊方式的个案,其他国家的革命也会有自己更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革命方式。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丢掉那种认为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依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革命的方式和道路。

    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革命》是运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和总结,深刻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别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殊性,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辩证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学习《论我国革命》,对我们今天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分析了当时俄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出“先革命再发展”的理论,认为可以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然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和文化。这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它不可能像西欧国家那样,首先使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起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准备必要前提,然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为前提的,东方国家将比俄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他曾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这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要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刻认识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一思想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权性质、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发展条件决定了我们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来发展,只能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发展。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