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士乡书影

    京城西翼宣南——今日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以南(以外)一带,在清代和民国初期,名士云集,许多诗人、作家、政治家与思想家在这里居住和活动;会馆林立,各地赴京应举或经商的人士,时常按乡籍在各个会馆聚集交往。京城西翼宣南,不愧是名士之乡、会馆之地。这些名士又多有著述传世——为会馆增添了文化“质感”。

    安徽会馆就是个鲜明的例子。这座会馆位于西城宣南琉璃厂附近,是会馆中罕见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前身是孙公府第,人称孙公园。孙公即清初学者、金石书画鉴藏家孙承泽(1592-1676)。他府中的“万卷楼”,使其成为私人藏书的大家。他还收藏有宋朝苏轼和黄庭坚、元代赵孟頫等人的墨迹,有元代黄公望等人的画作及古器物。后来,他从城中府第退居北京西山樱桃沟,潜心著述记载书画碑帖的名作《庚子消夏记》。孙曾在明朝为官,后又出仕大清。虽为贰臣,但其藏书治学的雅趣、书画金石的收藏,以及慷慨交友的性格,吸引了当时众多文人为他府中的座上客。客中著名的人物,有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朱彝尊和王士祯等。

    钱谦益(1582-1664)是散文家和诗人,也是明末的贰臣,但降后心中不平,又分别与郑成功、黄宗羲等反清人士联系活动。同时,他与江南名女柳如是的故事,也很曲折动人。钱主领清初诗坛,其诗兼采唐宋,推陈出新,为清诗呈唐宋之后的“中兴”立功。与钱谦益诗名并称的是吴伟业。他也有降清后的不平,“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述说吴三桂陈圆圆悲欢离合的《圆圆曲》一诗,是其代表作。“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全诗极其哀艳动人。顾炎武(1613-1682)是诗人,更是与王夫之、黄宗羲一时齐名的大思想家。顾以死相争反清复明,他曾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概括这句话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这句话于当时是极其大胆的批判专制的言论。他著写名作《日知录》,广泛考证史地艺文兵农诸家,为清代考据学开山宗师。朱彝尊(1629-1709)是大学者、词人与诗人,词名胜过诗名。朱通史学、经学、文学及目录学等,曾受到康熙帝的奖赏。他写有《曝书亭集》、《日下旧闻》与《经义考》等著作,编选出《明诗综》和《词综》。曹寅(曹雪芹祖父)主持编纂《全唐诗》时,曾请朱彝尊去做指导。朱的一生多有变故。近代大学者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认为,林黛玉是影射朱彝尊的。王士祯(1634-1711)是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诗曾受钱谦益的赞许,钱希望王能代己而起。果然,在钱身后,王成为新一代正宗。王阐述诗作的神韵,即要追求含蓄深蕴。“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如同这两句,他的不少诗作言近意远。他号“渔洋山人”,名著有《渔洋诗集》和《渔洋诗话》。

    孙氏以后,其府第曾为清代内阁学士翁方纲(1733-1818)居住。翁是诗人、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他倡导诗作的肌理说,即强调诗中的儒家思想和学问,要求结构与章句的作法。后人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是由肌理说推动起来的。其诗论见《石洲诗话》。翁方纲擅长隶书与正楷,有字迹传世;他还深通于考证历代碑帖。

    1871年,李鸿章兄弟在孙公园创建安徽会馆。此馆占地近万米，中路大门,面阔五间。匾额上是李手书大字“安徽会馆”。庭院三路,每路四进，深庭大厅,华彩庄严。淮军集团的众多实权人物,在此频频活动。普通的安徽人是不能进入的。

    到了维新运动的时候,康梁谭等维新党人以安徽会馆为活动的场所。在此,他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还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这个学会和报纸虽然不久就被慈禧太后下旨查封,但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住于此地,以宣南为背景,写《春明外史》;以宣南的天桥为背景,著《啼笑因缘》。这些确立通俗文学历史地位的长篇小说,“言情”中带“侠义”,另有平等自由等新思想,章回为体话本情节,并带着心理景物描写等西方近代小说的笔法。他的多篇作品,写成即引起一片轰动,广泛流传。《啼笑因缘》曾印行20多版,且续作迭出;还改编过6集的电影。

    除安徽会馆之外,宣南还有众多留下名士身迹书影的会馆:清代哲学家戴震之于歙县会馆，今人编出《戴震全集》；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之于福州会馆，现有《林则徐全集》；近代诗人黄遵宪之于嘉应会馆，他著有《人境庐诗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于湖广会馆、鲁迅和周作人之于绍兴会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