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里都惦记着她!”

    “前两天我们彼此已互致问候了!”2011年7月17日,在著名学者杨绛先生迎来她100周岁生日的时候,笔者访问了杨先生的同乡、好友冯其庸先生夫妇。冯其庸说,杨先生说她比辛亥革命早生100天。

    冯其庸、夏渌涓夫妇和钱锺书、杨绛夫妇同是无锡人。1959年5月,钱锺书、杨绛夫妇从中关村平房迁到东四头条由一座办公楼隔成的宿舍,那时冯其庸家住东四十条,两家因为是老乡,冯其庸常去钱家做客。1962年8月钱家搬到东四南侧的干面胡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宿舍,之后又于1977年2月4日立春搬到南沙沟新宿舍区。

    冯其庸先生愉快地回忆说,那时我们去看望钱先生,杨先生一般不来插话,打个招呼见个面,就去房里做她自己的事了,我们就和钱先生说话了。后来钱先生一家搬到南沙沟去了,来去不方便,见面就少了。当时钱先生写的书都送给我的,因为大家是老乡,关系都处得不错。以后,钱先生不在了,老家的人还经常去看望杨先生,我也跟着一起去看望她,又重新联系上了。杨先生问我们:“你们还能讲无锡话吗?咱们讲无锡话”,所以我们见面都讲无锡话。冯其庸夫人夏渌涓说,杨先生的无锡话可标准了,地道的,那些词儿都没忘,土话都会说,比我和冯先生讲得标准。笔者问,是否因为杨绛先生和您都是搞语言文学的,所以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乡音依旧?曾担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教授的夏老师笑说,那谁知道呢!

    冯其庸说,杨先生现在还写小楷,这么大年纪了,把钱锺书先生的《槐聚诗存》全部用小楷抄出来。说到对杨先生的印象,冯其庸说:“她是个大学者,散文也写得好,翻译也好。你去看她,没有任何架子,就像平时家里人一样。我比她小13岁,我月份大,是1924年1月,按阴历算1923年(癸亥),杨绛先生当然是我的长辈,我给她写了封信,信的落款中我写了个‘晚’字, 杨先生回信说,我真想学启功先生把这个‘晚’字抠下来,但这样信又破坏了,我又舍不得。杨先生特别谦虚,这些真正的大学问家,谁也不会摆架子,有什么需要摆架子呢？杨先生为给我写信,特地问商务印书馆打听我确切的地址,然后再写过来,因为我送给杨先生的书是商务印书馆寄出的。我当年寄给杨先生的书是《瓜饭集》,其中讲到我是从农村自学出来的,杨先生不仅全部读了,而且读了两遍。杨先生对我说,你取得今天的成就比我们付出了更多,因为你完全靠自己苦读成才。我们读书,是生下来人家把条件都给我们准备好的。她还特别和我说书中有一幅照片最好不用,因为这个表情是不太高兴的样子,不妥。”

    夏渌涓说,杨先生对冯先生的工作以前是不了解的,这样一位高龄老人能把这书都看了,真不容易啊!冯其庸说,“杨先生和我的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杨先生说,你看你名气大,你的书印得大,我名气小,书就小一点。我听了直乐。”

    冯其庸谈道,钱锺书家的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是冯其庸在无锡国专的老师。1933年秋,刚刚参加完钱锺书、杨绛订婚礼的钱穆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正好和刚刚被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录取的杨绛结伴北上。一路上,钱穆先生指点江山,说了不少沿途的历史风情掌故,并以他的人生阅历,对杨绛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说起钱穆,冯其庸先生欣然道:“钱宾四(钱穆字)先生教过我,听他的演讲,哎呀,太吸引人了。他讲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他的话说叫‘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就钻牛角尖。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治学就照着去做。”

    冯先生告诉笔者,“每逢杨先生生日,也正好是无锡水蜜桃成熟的时候,家乡的朋友,因此都要给杨先生和我们家送寿桃。早几年,还有赵朴初先生家。”

    “去年杨绛先生寿辰时,我为她画了一张横幅梅花。梅花在我国被誉为国香,品格最高,有道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杨先生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夏老师说,杨先生和钱先生2001年成立“好读书基金会”时,资金才72万元,到2008年我们看她时已到了900多万元,她希望当年年底能超过1000万元。杨先生特别说,基金会不用家人和自己的名字,就是让大家读书就行了,要我们的名字干什么?

    冯其庸说,无锡的灵山想要我给钱锺书故居写副对子,杨先生听说后让我不要写,我就不敢写了。杨先生和钱先生都是反对家乡给他们建故居陈列馆的。其实,他们是有资格建馆的。钱锺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抗战时就出版了,我还有那个老本子呢。

    说起杨先生已是“人生满百”,夏老师说,我们心里都惦记着杨绛先生!   (本报特约记者 钱晓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