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英国《世界新闻报》的被迫关闭正成为世界热点新闻之一。人们震惊于此事,恐怕还不是这家报纸拥有168年的骄傲历史,更多的则是它的终结原因:恰恰不是新闻,而是丑闻致它于死地。一家百年高龄老报,以一种很不体面和很不光彩的方式,停止生命运转,不仅在英国新闻史上,而且在西方国家新闻史上,乃至全球新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毫无疑问,这起传媒界最轰动的事件势必引发世界各国传媒人士的诸多思考。尽管目前这起重大新闻仍在继续发酵,但是,从已经披露的众多材料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其一,英国传媒界的新闻理念肯定出了问题。英国报业诞生于英国工业革命的风云际会,曾经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出过重大贡献。早在1644年,当中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挥师攻进北京紫禁城之际,英国思想家密尔顿于同年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论出版自由”。然而,过去出色不等于现在优秀,传统厚重不等于继承良好。如今,英国传媒界已显示出作风严重堕落!首先是观念堕落。用英国媒体人士的话说:为了获得独家新闻,不惜出卖奶奶。西方国家传媒界经常把“新闻专业主义”旗帜高高挂起,似乎只有他们才是“专业”,别人都不“专业”;只有他们才能把握“客观、真实”的精髓,别人都是非客观、非真实的,或者没有能力掌握。实际上呢,他们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完全是剑走偏锋。英国传媒界不仅在新闻理念上相互打架、相互冲突,而且错误的指导思想事实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是行为堕落。观念堕落必然导致行为堕落,《世界新闻报》放肆地大搞电话窃听,上至王室成员、国会议员、影星球星,下至普通百姓,只要能搞到独家新闻,什么招数都敢使,什么手段都敢上,什么办法都敢用。总之,“轰动”就是一切,卑鄙无碍头条;不管动机,只管效应。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或不一致,甚至差距很大,这不仅表现在《世界新闻报》身上,而且几乎成了西方新闻界的通病。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堕落,还造成了西方国家新闻界的双重标准,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一方面,西方媒体高唱采访自由、报道自由,另一方面,全然不顾自己的自由是否冲撞了别人的自由,自己的报道权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管住别人可以,管住自己不行;限制他人手脚,方便自己行事;只管手中有料,毒害社会不问。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新闻自由观念,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二,英国传媒界的传媒体制肯定出了问题。《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并非一时,更非一事。它涉及时间长达5年,牵扯受害者达数千人,为何它可以横行这么多年、伤损这么多人?如此猖狂霸道,无人敢管,表明英国传媒体制确实存在严重缺陷。首先,它丢掉社会责任的根基,鼓励商业利益至上原则。为了吸引眼球,扩大发行量,追逐商业利润,即使踩到犯罪底线也在所不惜。如果社会利益、公众利益同商业利益发生了矛盾冲突,《世界新闻报》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放弃前者。这样一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将大大下降,其公信力将大打折扣。而丧失了公信力和责任感的媒体,还有什么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世界新闻报》以“星、腥、性”为卖点而闻名于英伦三岛,居然能够混迹于英国报业多年不衰,这只能证明它的传媒体制有严重毛病。
其次,它的主要职责是服从于上层,而不是服务于下层和大众。《世界新闻报》窃听对象广泛,但是,一个普通受害者要想查找、查看、查实证据,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可是,当王室一报案,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对此,人们颇为不解:一家号称为大众服务的媒体,为何对大众的小小要求如此冷漠和忽视,而对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却尽心伺候,这种只对上负责的媒体还能是如他们自我宣称那样的“大众媒体”和“社会公器”吗?
再者,它的监督机制需要加大改进力度。证据显示,《世界新闻报》的窃听方式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令人发指的地步,可它多年来却一直能够“从容应对”,主要原因是它同英国上层保持着良好关系。说白了,就是《世界新闻报》事实上同警方、政界、财团和权势集团已经结为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话语权,后者为前者“保驾护航”,提供保护伞,使前者成功摆脱了社会监督和公众监督。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的败露,主要得益于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的不懈努力。然而,人们要知道,这名记者为此耗掉了5年左右时间,动用了30年构筑的人脉关系,期间还曾遭受了警方的怠慢和同行的奚落。一位资深记者尚且如此艰难,况乎一般民众!现在,默多克新闻集团中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先后宣布辞职,正好说明英国传媒的舆督机制是多么地软弱乏力!
其三,英国传媒界的新闻操守肯定出了问题。新闻操守是整个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基石,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价值体现。人们对《世界新闻报》最为深恶痛绝的、最为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它完全丧失了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任何一家媒体最起码应具备的新闻操守、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它不是超越了底线,而是它根本不设和没有底线!它把公众的“知情权”攫为己有,肆意践踏和蹂躏一般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基本权益,激起天怨地怒,人神共愤,直落得百年大厦哗啦啦顷刻倒塌。
英国传媒界曾引为自豪的新闻评议仲裁委员会,在英国传媒业的道德伦理操守方面,曾经发挥过独特作用。然而,这些年来,人们却看不到这个背负历史光辉的委员会的任何积极作为。没有他人监管,又没有严格自律,新闻操守成为白纸一张,这样的状况不出问题才是大怪事!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绝非个案,它只是西方传媒业普遍行为中露出的冰山一角;它只是被抓住了,还有好多未被抓住的;它暴露在英国,牵涉面却触及整个西方世界;它存在的毛病和问题,不只在英国的传媒界,而是广泛散布于整个西方传媒界。一向喜欢充当全球传媒界“教师爷”的西方媒体,这一次应当好好地“教训”一下自己了,更应当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了。其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既是自身的财富,更应贡献出来,与世界各国传媒界共享。
《世界新闻报》带来的新闻大地震,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的调查和展开还在进行之中,眼下还看不到结束的一缕阳光。其真相的披露已从传媒界扩张和延伸至政界、警方和权势高层;其国别也从英国波及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与默多克的出生在澳大利亚,国籍在美国,做事在英国有关。根据既往西方传媒历史看,我不知道这次真相的揭露究竟会追踪到何时、何步、何种程度?尽管现在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了,但能否进一步挖掘,还要看财团和权势集团给予媒体多大的胆量。人们将擦亮眼睛,且看下文。
这次《世界新闻报》的倒闭事件,对我国传媒界而言,是一次真正认识、了解西方传媒业的难得机会。它的起始过程,更是一本生动而鲜活的教材案例。因此,密切观察和细心关注这一事态进展,应是我们当然的职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