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老百姓心窝窝写戏”

    戏曲写什么?怎么写?给谁演?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爱看?这是中国戏曲发展到今天的一件大事。古装戏、历史剧、新编历史剧、现代戏,艺术家们一直都在尝试。

    这些年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直稳稳地走着一条创作演出现代戏的路子。眉户剧《迟开的玫瑰》、秦腔《大树西迁》、秦腔《西京故事》,凭借院长兼编剧陈彦一人创作的现代戏“三部曲”,该院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前两部都曾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等几乎所有国家级奖项,今年3月推出的《西京故事》,则被专家们看作是“实现了对前两部的超越”。

    从常态生活中凸显内在精神质地

    稍作比较就会看出,这三部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地关注当今社会问题,戏写到了老百姓心窝窝上,实现了与观众的心灵感应。

    眉户剧《迟开的玫瑰》首演于1999年。说的是城市女青年乔雪梅,在母亲遭遇车祸、父亲生病的绝境中,以稚嫩的臂膀挑起五口之家的重担,抚育弟妹成长,照料瘫父。就是在这平凡、琐碎的磨难中,在弟妹的成长成才中,乔雪梅找到了人生价值和乐趣,获得了幸福。

    其实这样的戏并不少,绝大多数因为“不好看”而夭亡。但《迟开的玫瑰》不同,它至今已演了12年、600多场。剧中乔雪梅有一句台词:“人生若是比富有,我拥有你们不含羞。人生若是比竞走,我让出跑道无怨尤”,曾在高校中引发了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赵长征说:“如果你们站得近的话,可以看到我脸上的泪痕还没干。这部戏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发出了对当代价值极富挑战性的拷问,它使我们思想深处受到了强烈震撼。”陕西电子科技大学高俊一同学说:“看完戏,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东北的母亲打电话,母亲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告诉她刚才看了个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读懂了母亲和所有托举起自己的亲人。”《迟开的玫瑰》下农村、进厂矿、入军营,北京、上海、沈阳、贵阳、南京、常州、杭州、宁波、绍兴、深圳、银川、兰州、山西、四川等地走了个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双丰收。

    戏剧家刘厚生说:“《迟开的玫瑰》揭示了‘理想’与‘责任’的矛盾,‘平凡’与‘成就’的对比。很细致,有嚼头,难得。”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看完戏说:“现代戏创作能达到这样水平的不是很多,它引发了人们多重思考,主人公没有被拔高,朴朴实实,真切感人。”

    2004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又推出了秦腔《大树西迁》,这部以上海交大西迁西安为背景的知识分子题材戏,关注共和国知识分子50年的坎坷命运与矢志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讲的是孟冰茜一家四代人奉献西部的故事,主题是“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那里就是家”的担当精神。看完《大树西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国家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说:“这是在写交大西迁,更是在写共和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时,《大树西迁》进京演出,戏剧评论家薛若琳说:“这个戏深层次反映了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这在当代现实题材中是很少见的,体现了一个成熟剧作家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功力的深厚。”

    《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还在持续热演中,《西京故事》今年3月又悄然问世,立即引起又一次观看秦腔的热潮。

    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看《西京故事》后心生无限感慨,他说:“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我也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经历了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碰撞。《西京故事》把秦腔和现代文化、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事情结合起来,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唱出了时代的烙印,唱出了心底的反思和心灵的碰撞,唱出了民族的根和不弯的脊梁,唱出了受过的创伤和自愈的力量。”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看戏后抑制不住地想表达心中的感受,提起毛笔给陈彦写了一封长达25页的信,信中写道:“《西京故事》敢于面对社会矛盾,勇于揭示农民工这一阶层面对的社会矛盾、心理冲突和艰难抉择,以罗天福悲凉激昂的唱腔得到淋漓酣畅的表达,有喜悦、有痛苦、有委屈、有愤怒、有无奈、有坚韧,更有经历风雨洗涤之后的觉醒和呐喊。这是中国农民的呐喊,这是自强不息的呐喊,这是与命运抗争的呐喊,因而也是呼唤真善美、去除假恶丑的呐喊。”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西京故事》向民族戏曲证明,现代戏是大有可为的,这有力匡正了时下流行的那股缺精神、缺灵魂、缺思想的创作倾向。”戏剧专家傅谨说:“这是一出贴着老百姓的心窝窝写的戏,所以它得到观众发自内心的拥戴也就不足为奇。在这个信仰萎缩的时代,我们太缺乏这样既直面现实又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剧作。”

    仔细咀嚼这“现代戏三部曲”，写的是城市居民、知识分子、农民工三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但归根结底，都是透过老百姓生活的表层，捕捉被时代大潮遮蔽了的或者说淡忘了的生命价值，凸显出我们应该找回的精神领地，启示文艺工作者思考“写谁、演谁、为谁”这个大问题。

    在坚守传统美德中创出新意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没有所谓时尚、新潮的花哨故事和自骄自恋的人物，还好像都有点“恋旧”，但在背后，在看似不惊的现实生活的演绎中，却是吸纳了各种新的文化因子，发散出灼见、感悟、机智、情趣，大大丰富、延伸、壮大了戏曲的舞台生命力。说起来，这种成果，首先来自于编剧陈彦的定力。他说：“现代戏创作不能跟风，要努力规避‘热闹’，要探寻恒常价值，这个靠得住，管得久。最吸引人的不是表面那些热气腾腾的事件，而是精神，这个时代每个人心底所渴慕的精神，这个发掘出来了，现代戏的现实性就自然引流出来了。”

    《迟开的玫瑰》的主人公乔雪梅置身于“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时代波浪中，却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正路”，无奈地选择了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道路。陈彦一反常人思维，塑造了一个并非职场的家庭生活中的“女强人”形象，他非常强调细节、强调质感，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哲理思辨，说明了普通人坚守普通生活的价值所在。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创新”呢？

    而《大树西迁》则另有难点，就是知识分子奉献题材很容易写得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但是，当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孟冰茜从上世纪50年代为了爱情不得不随丈夫来到西部，到50年后发现自己的情感和文化取向都已经从对西部的轻视变成了完全的融合时，则不能不赞叹编剧对知识分子心态的把握之准确，并由此产生了对奉献精神的信服感。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创新”呢？

    《西京故事》再一次回到了恒常价值的原点。当父母以拼命劳动抗衡都市物质文明时，当身为当代大学生的儿女有着更多梦想时，当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产生了巨大落差时，当贫二代遭遇富二代时，剧中提出在社会矛盾多发期如何坚守中国传统美德、如何看待“小人物”的贡献这个大问题，必然会触动时代神经。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创新”呢？

    “在特别强调花样翻新的时代，守常可能是最大的创新。”陈彦这句深富哲理的话，是自我警醒，是实践证明的成功之路，或许更是艺术的真谛。

    这是对艺术的坚守，但更是艺术要为大众服务的坚守。（本报记者 单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