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新释证

    安阳西高穴大墓的争论，最关键之点是要找出墓主人为曹操的直接证据。前撰《曹操高陵疑信辨》（《光明日报》2010年1月26日）对相关证据的疑、信点作了梳理，提出还需要补充的证据。又撰《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对高陵地望、建造与朝向、墓葬类型作了推证。最近，我仔细研读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报告，从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又有新的发现，故再撰此文，先从出土文物中寻找证据，再就西高穴大墓的形制作些讨论，以期揭开曹操高陵的谜底。

    一、铜印符与黄绫袍锦领袖

    按照曹操《终令》的规定，其寿陵“因高为墓，不封不树”。诸书所云“因高为基”，“基”应为“墓”字。“不封不树”，即“墓而不坟”，且不树墓碑。汉魏之际，正是丧葬习俗由地上墓碑到地下墓志的一个转变时期，曹操陵墓内不可能有墓志铭。曹操临葬前，曹丕曾作《哀策》，但西高穴大墓内并没有发现《哀策》。如果说西高穴大墓即为曹操墓，那么墓内必然会有关于曹操的直接证据。西高穴大墓中有两件文物应该值得重视，但在先前的研究中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铜印符”与“黄绫袍锦领袖”石牌。

    “铜印符”实际上是铜印章，应当是墓主人姓氏、身份的标志物。这枚铜印上刻有一符号，其形状似一古篆“曹”字。从字形结构上看，“曹”字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其上半部即为二“東”字重叠合写，其写法是将两个“東”字的两横连接为一横，两个“曰”简写为一，再用两竖将横与“曰”穿插一起。再一种写法也是能够成立的，即将两“東”字的两竖合为一竖，如“铜印符”中的篆体字形写法。“曹”字的下半部为“口”，或为“曰”。“曹”字的上、下部分在古文字中各有不同的写法。

    “曹”字字源本是两个并列的“東”，“也就是二重，代表两个耕作的人，加口，是说两个人有口舌争吵，这就是诉讼中原被告两造的造字。口变甘变曰，二東合并以成曹。”（约斋《字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14页）《说文解字》、《尔雅》释“曹”曰：“狱之两曹也。在廷东，从東東，治事者；从曰。徐锴曰：以言词治狱也，故从曰。”在古今文字中，“曹”字的书写也有多种字形。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铜印符上的“曹”字，与普通的写法不同。2010年5月洛阳邙山曹休墓被发掘，在墓葬后室北侧出土一枚2厘米见方的铜印章，刻有篆体阴文“曹休”二字，“曹”字上半部为并列两个“東”，下半部为“曰”。

    “曹”字的写法显然与西高穴大墓铜印符上的“曹”字不同。曹休卒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九月，相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逝世仅8年余，同时代同一曹姓而书写不同，这该如何解释呢？曹操为魏国开国之祖，天下一“曹”，其书写当不同于其他族人，由此显示只有曹操一人的个性特征。这恰似后来唐朝武则天为自己的名造一“曌”字一样，以显示其至高无上而唯一的尊贵。曹休的铜印章有姓有名，而曹操的铜印符有姓无名，这是因为自西周以来帝王名讳礼制历代沿承，曹操的印符不可能像曹休的印章一样刻有姓名，曹魏避“操”名，所以仅有一“曹”字。假如西高穴大墓中真的出现刻有“曹操”字眼的印章，那么，这一印章一定是假的，这座大墓是否为曹操墓就更值得怀疑了。

    “曹”字铜印符与“曹休”印章均出土于墓的后室，稍有不同的是前者在后室后部偏南侧，后者在北侧。从出土位置看，铜印的放置地点当在墓主人身旁。据考古报告《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刊《考古》2010年第8期），“在后室后部发现六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这应当是安葬曹操的原始位置。然“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若此头盖骨为曹操的话，当是被扰乱移动至此。同样，大墓后室发现的两具女性骨骼也非其原始位置。

    除“铜印符”外，“黄绫袍锦领袖”石牌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物证。这枚石牌说明西高穴大墓随葬品中有一件缀饰锦领袖的黄绫袍。“黄绫袍锦领袖”必然是墓主人所专有，是代表其官品的朝服。汉代皇帝依春、夏、秋、冬四时，换穿青、朱、黄（夏末）、白、黑五种清一色（又叫正色）的袍服，而诸王所用袍服不能与皇帝相同，除了纹采不同外，还须在领、袖上有上下等级的差别，故缀饰不同颜色的锦绣。锦为尊贵者所享有的特权之物。古人尝用五色指代东南西北中，中为黄，故以黄为尊。曹操曾“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以色别其贵贱”魏以得土统，色尚黄，“朝廷畿内以黄龙幡”（钱仪吉：《三国会要》卷12），纯一色的黄绫袍只有皇帝才能拥有，“黄绫袍锦领袖”必是尊贵王公所专用。汉代依据不同的颜色和纹采建立君臣服章制度，使官僚等级有了明确的标志，此不仅反映在朝服上，还表现在祭祀、巡游等活动中的服饰穿戴上。同样的官服，为了显示其品级的差别，则在袍服的领和袖上相应作些不同的缘饰。由此形成上下、贵贱、尊卑的官僚等级服制。

    由汉代的礼服制度推测：“黄绫袍锦领袖”当为墓主人所拥有，拥有“黄绫袍锦领袖”的墓主人必是一位尊贵王公。那么，这位尊贵王公又是谁呢？西高穴大墓中出土有两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眼的石牌，“魏武王”是出土文字中唯一的一个人的名号，只有他才能有资格穿用这件“黄绫袍锦领袖”，由此推定墓主人应为曹操。有学者假设曹操有可能将自己“格虎大戟”、“格虎短矛”送给别人。但他绝不可能将自己的“黄绫袍锦领袖”官服送人。“黄绫袍锦领袖”石牌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石牌出土于同一墓内，说明石牌所记随葬品都是墓主人生前所拥有。墓主人即魏武王曹操，西高穴大墓即为曹操高陵。

    二、西高穴大墓形制与曹魏宫室制度

    曹操去世后，灵柩曾停放在邺宫文昌殿，并由文昌殿起程，安厝于邺城西冈高陵。曹丕《哀策》云：“弃此宫庭，陟彼山阿。”曹植《诔》曰高陵“窈窕玄宇，三光不晰”。高陵玄宇与邺宫文昌殿虽有地下地上之别与阴阳之隔，但贯通曹操生前死后，二者在建筑制度与形制上应是相通的。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并定鼎于此，在以后的十五六年内，对邺城及宫室作了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形成了规整的宫城制度。宫城取象北极紫微垣，位于邺城北部。以北极星为一端点，设一南北中轴线，这一中轴线南北贯通宫城与郭城，外朝（前朝、大朝）主建筑文昌殿位于中轴线北部之上，中朝（内朝）、日朝、后宫及西苑等均围绕文昌殿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文昌殿居中，东有中朝主殿听政殿，西有西苑。听政殿东又建有东阁，曹操出征，太子曹丕以国之储副，曾在东阁处理留守事务，东阁具有日朝（治朝）的功用。邺宫建筑布局与设计出自曹操，而且他又用同样的思想理念对自己的寿陵作了规制。如果将西高穴大墓与曹魏邺宫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形制与制度上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布局规整，讲究对称。西高穴大墓平面呈“甲”字形，陵墓布局也有一条中轴线，其前、后室均布置在中轴线上，两旁侧室左右对称；第二，邺宫文昌殿、听政殿建筑最为崇高，其次是东阁，构成外朝、中朝、日朝三大主建筑。西高穴大墓前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6.40米。”“后室为四角攒顶，东西长3.82米、南北宽3.85米、墓顶距墓底高6.50米。”“前室北侧室南北长1.83米、东西宽2.79米、墓顶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攒尖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刊于《考古》2010年第8期）前室、后室和前室左（北）侧室与文昌殿、听政殿、东阁的职能划分颇相类似，当是曹操设计的外朝、中朝与日朝之所。这三室下方上圆，四角攒顶，象天法地，显示着墓主人地位的崇高，也与曹植《诔》所描述的“窈窕玄宇”相一致。曹操生前一贯主张“事死如事生”，敬神如神在，所以用同样的礼制思想规划邺都宫室和寿陵。

    西高穴大墓与邺宫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邺宫坐北朝南，而大墓则坐西朝东。其实，汉代是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由先秦以西为尊转变为以北为上。这一时期坐西朝东与坐北朝南两种朝向并存，为承前启后过渡时期的现象；其次，曹操高陵在选址、朝向上，一方面受周围地理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邺城的因素。因为邺城为其“王业本基”，狐死首丘，高陵坐西朝东亦符合常理；再次，“曹”字本由两个“東”字并写而成，曹操又是靠收编青州黄巾军发迹的，在他的诗赋奏令中多有描述东方、东海、日出等情景，对“东方”情有独钟，其将自己的寿陵设计为坐西朝东，符合他生前崇拜东方的心理。

    再者，邺宫由于受邺城东西长、南北窄的局限，文昌殿、听政殿、东堂由西向东排列，这与邺城西北隅金凤、铜雀、冰井等三台的建筑一样，与道家的“三山”建筑思想颇相类似。西高穴大墓前室相当于大朝（外朝），后室类似于中朝，前室左侧室如日朝，其布局较邺宫更加整齐划一，左右对称更加严格。以后魏明帝在东汉洛阳南宫的基址上建太极殿，太极殿左右两侧又建东、西堂，这种东、西堂的建筑思想与制度与西高穴大墓极为相似，明帝当是继承了其祖父曹操的思想理念设计洛阳宫殿，这一宫室制度深刻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宫廷建筑布局。依据邺宫与洛宫制度前后互证，可以发现西高穴大墓在形制及制度背后的理念上，甚是符合曹操的思想。

    历史研究在于求真，西高穴大墓若是曹操墓，比对各种资料，从地望、朝向、墓葬类型、文字与制度等方面综合研究，必能将其证明为真；如果它不是曹操墓，无论学人如何弄巧，终不能变假成真。笔者由古文字的字形，释铜印符所刻符号为“曹”，又据汉代礼服制度，证“黄绫袍锦领袖”为墓主人的官服，墓主人应是一位王公；又将墓中出土的石牌串并分析，推定其为魏武王曹操；再籍邺宫、洛宫制度，比较西高穴大墓形制、结构，推证其为曹操高陵。然犹不敢自以为是，仍盼学术界同仁提出批评意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