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派女作家的美国“表情”

    近年来，美国汉学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都市文学的建构者与书写者,时下的沪上女作家群体渐趋赢得了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的普遍关注。

    依据译介情况来说,上海当代女作家作品的译本相继问世,例如,王安忆的《小鲍庄》、《69届初中生》、《小城之恋》与《长恨歌》,戴厚英的《人啊,人!》与陈丹燕的《陈丹燕与她的上海》等,先后被译成英文出版。近期,美国本土翻译家葛浩文宣布将于年底完成对王安忆小说《富萍》的翻译。此外,美国汉学界推出的多种英文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集,都收录了新时期以来沪上诸位女作家的小说与散文等各类文本。

    针对研究视角来看,由于相关学者多在高校从事有关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凭借独特的文化身份处于两种文化的碰撞、激荡与交融之中,因而不但颇为熟谙双方各自的特质,而且长于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他们游移于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之间,对当前海派女作家的代表及其创作实绩的阐释,展现出由多种视角的合力协同而构成的多元对话。

    东方视角:

    历时与共时交汇的考察

    在研究过程中,多位美国学者注重对当下上海女作家的写作进行纵横交错的交互观照,这主要体现在既有对现代女作家之于当代女作家的潜在影响的探本溯源,又有对时下女作家及其目前写作动态的同步追踪。

    依据历时视域而言,美国学者逐渐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上海当代女作家对前辈的承续与超越上,其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就是张爱玲。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德威,被誉为目前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当家花旦”,其《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将张爱玲奉为“祖师奶奶”,认为后世上海女作家多承其衣钵。所以,他对当下沪上女作家的臧否,常以张爱玲为坐标。

    他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一文中指出,张爱玲的精警尖诮与华丽苍凉已经成为海派风格的“注册商标”,王安忆在这样的传统中进行写作注定要面对前辈的挑战,因而其《长恨歌》的第一部没有挣脱张爱玲的阴影,王琦瑶的暧昧身份可看作是对张爱玲“情妇观”的重新诠释。但是,在这本小说的后半部分,张爱玲不曾也无法写出的,由王安忆作了了结。所以,他认为《长恨歌》无疑填补了《传奇》与《半生缘》之后数十年内海派小说的空白。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研究中心黄心村的专著《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并没有将视野仅仅囿于张爱玲,而是兼顾同期的苏青、潘柳黛与施济美等沪上女作家,分别基于“她的名字写在水上:张爱玲与现代散文”、“战乱年代的民族志:苏青与潘柳黛的自传体小说”与“废墟花园:施济美的闺秀小说”等角度,阐述了现代沪上诸位女作家各自的命运与创作,进而指明上述作家及其老文章与旧影像中的民国叙事,在目前的大众文化空间与都市文学领域中自有其后继者,陈丹燕一系列以上海为主题的著作即为其中的典范。

    针对共时视角来看,美国学者喜欢把当代海派女作家和她们同期的作家捆绑在一起,分析和研究他们在主题诠释、行文风格、氛围营造等层面上的异同。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安忆的创作发展脉络与当前态势受到广泛的热议,其中王德威用力最勤。他曾为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上种红菱下种藕》与《遍地枭雄》撰写专论,并指出她的新作《天香》旨在展现上海前世与今生的微妙轮回,并以此彰显其规则与实力。

    他还将王安忆与同期男作家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纪实与虚构》与多数男作家处理类似历史题材的策略有所不同,因而结局并无家族涣散或往事湮没的颓势。莫言写家史推至清末民初就打住了,而王安忆则将其族谱直溯到魏晋;苏童擅长写颓靡世家,而王安忆则敢于呈现峥嵘面貌。王德威认为,王安忆以其强烈的女性叙述欲望与充满琐碎支离的个人告白,填补了其时男性作家们留下的虚匮,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张旭东在题为《王安忆·上海·“小文学”》的文章中指出,王安忆的写作以小见大,最终触及的是生存境遇本身的历史寓意。然而,正是对上海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的有力把握,使她的创作获得了一种宏观的历史美感,从而彰显出经典作家独具的气象与风度。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的须兰,近年凭借由其小说《银杏,银杏》改编的电影《爱有来生》及曾任编剧的影片《投名状》而声名鹊起。实际上,美国汉学界对她的关注由来已久。新千年伊始,她曾赴香港参加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与被誉为美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山之祖”的夏志清、香港学者刘绍铭以及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等针对张爱玲其人其文各抒己见,进而备受重视。

    王德威在《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评须兰的新言情小说》中认为,须兰的《闲情》中徘徊在情爱深渊中的富少展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式的难题;须兰《仿佛》中经营着一种前朝气息,与叶兆言的《夜泊秦淮》、格非的《敌人》及李锐的《旧址》形成呼应。与当代台湾作家相比较而言,须兰《石头记》中对爱情的描写与钟晓阳以及《三三集刊》诸位作家的风格相类,而其中对情爱情境的把握比琼瑶式作品更显冷清。

    西方视野:

    参照审视与互动解读

    美国汉学家凭借对中国文学的广泛接触,在研究海派女作家的过程中着力以“东方视角”进入文本,打通中国文学的各个关节,呈现出研究的厚度与广度;同时,他们手里还握有西方的文学研究标准,拥有着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考察视野,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根据西方流行的批评范式,来丈量当代上海女作家的创作。

    在王德威看来,王安忆的小说《纪实与虚构》体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式的历史图景;他还依据英国电影理论家穆尔维的观看论,将王安忆的作品《忧伤的年代》视为女版的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此外,对于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天仙配》,他以弗洛伊德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为基础,解读了这个冥婚故事,表明其中女性在男性至尊的处境中,失去了青春、身体及性命,期间女性的忧伤始终如影随形。

    黄心村在《乱世书写》中提出,米切尔小说《飘》中的郝思嘉形象早在上世纪前期即已转变为上海的一个文化偶像,陈丹燕则凭借《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与《上海的红颜遗事》成为此种上海民国史的一位当下代言人。在黄心村看来,陈丹燕的上海叙事充溢着西方的因素,《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文版封面的英文书名为Shanghai Memorabilia(《上海收藏品》),虽有失忠实,却体现出对沪上物件的迷恋,因而其作品被称为“收藏品文学”。

    这样的解读,使得美国汉学家们的研究呈现出别样的风情甚至是不期的惊喜。他们自如地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不存在“理论出口”问题,第一手的研究可以为当代上海女作家找到自己在西方研究视域里的位置,也可以为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另一个层面上的思考。

    未来方向:

    期待化解误读和全面观照

    美国汉学界对于上述当代海派女作家的推介与研究,对于拓展上海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世界向度而言,贡献良多且影响深远。今年,王安忆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这与其作品的英译本种类较多和海外研究的深入不无关系。此外,相应研究在考察对象、问题意识、理论基点与言说方式等层面的优长之处,无疑为中西学界的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某种范例。

    但必须要指出,有关二十世纪以来上海女作家作品的译介过程中,美国汉学界存在着以西方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观为上的倾向。王安忆《长恨歌》的英译本在美国问世前,出版方曾为提高销量要求将书名改为《上海小姐》,后来在译者白睿文基于尊重原书的初衷坚决抵制才算罢休。同时,相关的研究考察仅限于寥寥数位作家,而对当前尚处动态中的其他沪上女作家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因而时常有失全面观照与准确把握。另外,由于文化差异与市场效应等原因,有关评判有时难免因受制于诸种遮蔽而流于偏颇。

    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提升与优秀文学作品的相继出现,当代上海女作家群体必将赢得美国乃至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应,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无论是公允还是偏颇,对中国本土重释当下海派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来说,都具有参照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