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1951，岁月如歌

    这个6月，老艺术家于蓝几乎每天都在过“生日”。

    单位的同志要来道贺，街道要表达心意，老朋友要共话情谊，家人要欢聚一堂……老人家忙得不亦乐乎。

    生于1921年6月的于蓝，与党同龄。

    “回顾党的历程，这是多么丰富的岁月，多么光辉的岁月！我庆幸自己能在党的哺育下长大，又是在党的呵护下成人！我本是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一个迂腐不聪的党员。因为跟随党的队伍，经历了不寻常的历程才逐渐成为党的文艺战士。在这些历程中，尽管有不少的艰苦与酸涩，但我感到更多的是珍贵和自豪！”翻开10年前写就的自传《苦乐无边读人生》，于蓝说，这段表白是从心底里流出的。

    于蓝清晰记得她入党时的情形——时间：1939年2月17日晚上；介绍人：丁汾、王珏；地点：延河边的一个窑洞里，点着油灯，墙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上方是马恩列斯的像，下方是毛笔写的入党誓言……

    之前，组织找她谈话，计划吸纳她为共产党员，但被她拒绝了。理由摆出了三条：“我当时觉得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另外，我出来好几年了，很想家，一直盘算着打败了日本鬼子就回家，做不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就是怕铁的纪律。”在北京市西土城路附近简易的寓所里，于蓝扳着手指，悉数自己曾经的真实想法。

    经过组织的帮助与教导，于蓝改变了观念，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入党对我是个鼓舞，鼓舞我去学习，去战斗，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三十而立。就于蓝的人生道路而言，1951年的日子静静地淌，却又显得非同寻常，有着如歌的激越与充盈。这一年，于蓝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见证了她在党旗下的许诺，更串联起她一辈子的爱：爱她的艺术，爱她的亲人，爱她的国家。

    演戏：扑向生活

    焦菊隐评价她塑造的人物形象很丰满

    1951年，在于蓝的演员履历上要写下浓烈的两笔：年初，她完成了电影《翠岗红旗》的拍摄，饰演向五儿；年末，她被安排出演电影《龙须沟》里的程娘子。

    再次走到摄像机前，于蓝拿出了十足的勇气。1949年，她首次走上银幕，主演电影《白衣战士》。不过，有人劝她放弃这个念头，说她的脸型不太适合“开麦拉”（“Camera”的英译，即摄像机）。

    于蓝不肯放弃，“参加革命的时候，党就培养我当演员，老一辈艺术家嘱咐我要‘死在舞台上’，我不能动摇！”

    哪知道这个“开麦拉”真的不好对付。刚开拍时，摄像师就嚷开了，不是说于蓝的脖子太细了，就是肩膀太薄了，眼白太大了。

    她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舞台经验在“开麦拉”面前遭遇挑战。如何让自己适应银幕上的角色塑造，成为当时于蓝的一块心病。

    《龙须沟》是个机会，关键还在于她把机会紧紧地攥在了手掌心。

    那时，《龙须沟》已经有话剧版了，并且非常成功，于蓝必须设法走出别人的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程娘子，既刁蛮，又贤惠。

    她去观摩天桥一带老百姓的生活、交易情况，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去德胜门晓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但怎样与自己塑造的角色挂钩，她还在摸索，还在捕捉。

    宿舍门房苏宝三的妻子苏嫂闯入了她的视线。于蓝记得当时自己的妹妹生病刚出院，苏嫂碰见于蓝就问了起来。于蓝回话说倒是出院了，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办是好。苏嫂听了，“她两眼圆睁，手一摆，大声地，以高出平时两倍的声音说：‘这您可不能不管，这不是要把人救活嘛！’”

    这阵势，让于蓝一惊的同时，也让她与程娘子联系起来，“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

    于蓝决定跟踪这位苏嫂，并坚持写日记。她记述有次和苏嫂谈起以前的苦日子，苏嫂说：“我们一年没开锅，我的姑娘饿得简直就得靠门框了，就那样，我腰里还别着把梳子，我和丫头见天把头梳梳。”

    她们俩在说话时，小猫咪咪直叫，苏嫂有点不耐烦，大嗓门喊了起来：“别叫唤了，老爷子！”

    于蓝还敏锐地发现她的动作颇有个性：“她数说几件事时，经常一手在下，用手指数着，或一手在上用手背拍点着手心。”

    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记，于蓝难抑内心的激动。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感觉这真是程娘子的劲头！”

    她把几天下来的体验经过与饰演程疯子的于是之进行沟通，“他感到很生动，认为接近角色了。他提出可以从苏嫂特殊鲜明的动作中，挑两个练习。”

    于蓝听从了他的建议，一下子把握住了内心的情绪，并且很快就有了“实战”的场合。

    她当时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委员，被安排动员家属自己搞安全和卫生工作。走进会场，于蓝发现坐着的大多是工人家属，她顿时来了感觉，脑海里满是苏嫂的影子。

    “我应该和她们心碰心地讲话，让她们能听得进去才行。奇怪，我讲着讲着，下意识地把平日练习苏嫂的几个动作，自然而然地运用起来，用这些动作表达了自己的要求。这时，我觉得自己就是程娘子，正在向邻居宣讲着什么，这就是我寻找已久的角色的自我感觉。”

    现实生活的浸染加上灵敏的观察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悟力，让于蓝对角色驾轻就熟。她以对生活的深厚积累，完成了“我的程娘子”的塑造。

    话剧《龙须沟》的导演焦菊隐评价道：“解放前，戏的开始，程娘子性格不够稳定，但对地痞流氓的斗争演得很好，解放后的娘子形象很丰满。”

    程娘子和后来饰演的江姐，成为于蓝艺术生涯的两座高峰。

    1999年的一个冬日，于蓝正在早市上买猕猴桃，遇到一位不相识的老人，不仅帮她挑选，还执意送她回家。“他说，我最喜欢你的两部戏，一部是《龙须沟》，可以用一个‘真’字来表达；另一部就是你演的江姐，可以用一个‘魂’字来表达。”

    这位影迷不仅把握住了于蓝诠释角色的功力，也把握住了于蓝自身的人格魅力。

    1953年的第14期《大众电影》发表的文章说：“提起于蓝同志，我们会立即联想起了她在银幕上创造的那些人物来：《白衣战士》里的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庄队长、《翠岗红旗》里的始终关怀着革命的向五儿、《龙须沟》里的热爱自己的丈夫和生活的程娘子。这些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劳动人民的形象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从于蓝同志的身上，我们也发觉了这些人物所共有的性格，那就是朴实而又真诚的性格。”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史研究学者李道新认为，从于蓝的艺术实践来看，银幕角色与其饰演者性格特征之间存在一致性，“角色因其创造者而变得生动美好，角色创造者也因角色本身而被赋予了特别的光华。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有如此之多的电影观众会把江姐当成于蓝、把于蓝当成江姐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于蓝自己也会不断地以江姐的言行和境界来要求自己。”

    采访时，她顺手拿起身边的一张照片，突然怎么也记不起上边一位老友的名字，内心满是愧疚，觉得对不住人家。按着太阳穴想，想不起来。起身想，还是没印象。翻电话簿，找不到。问保姆，不知道。旁人劝导以后再说，不行！……记忆瞬间开闸，想起来了，脱口而出，一拍大腿，笑容舒展，如释重负——她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可见一斑。

    爱情：影坛楷模

    霍达形容她和田方之间的爱情为“真情绝唱”

    1951年11月7日，是于蓝和田方携手步入婚姻殿堂11周年的纪念日。更重要的是，这时，于蓝再次怀上了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导演田壮壮。

    所以，为了演好《龙须沟》，即使有孕在身，于蓝深入生活不松懈，“我两腿肿得发亮，还在大杂院里跑来跑去。”甚至重头戏还是在田壮壮没有满月时拍摄的。

    田方当初看中的就是于蓝身上的这股劲头。

    他们的结合充满了戏剧性。

    于蓝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是与好友赵路结伴同行，那时她还叫于佩文。“于蓝”这个名字是赵路的母亲给取的，寓意为“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

    到了延安，她们遇见了电影明星田方，姐妹俩都对他有了好感。但赵路更直接一些，结果遭到了田方的拒绝，他反而向于蓝发起了攻势，“我在延河边上第一次看见你，就暗暗选中了你！”

    经过不断的接触，两人越走越近，并结为伉俪。

    “我们走到一起很美好”，但于蓝不忌讳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矛盾，“真实的生活中必然存在着不少的辛酸和苦涩。”

    她特别受不了田方似乎与生俱来的大男子主义，“在众人面前从不表现对我的温存和体贴”。关键是当时于蓝又不太会生活，怎么做饭，怎么缝补，怎么洗刷，一概来不了。特别是田方与已经离世的前妻生下的两个孩子来到身边时，她更是手足无措，应付不来。

    于蓝坦承他们的感情出现过裂痕，她甚至有过离开田方的念头。但最终她经受住了考验，与田方相濡以沫，“建国后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惜力、不怕苦，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工作，而我们自己也随之成长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我和田方是幸福与美满的革命伴侣。”

    对于他们之间的幸福时刻，于蓝记忆犹新：1954年，她到中央戏剧学院参加表演干部培训班，田方大力支持，并送给她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书“做一个好学生”；1960年，他们俩共同出演影片《革命家庭》，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银幕合作；1964年，田方饰演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文清，他们一起揣摩如何用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尽管田方已经去世了30多年，在于蓝简朴的卧室里，依然挂着他的大幅照片；在不大的会客室里，墙上有张照片是他们俩1961年参加前苏联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期间在红场上的留影。

    作家霍达曾经采写过这对革命夫妻的传奇故事，并以“真情绝唱”为题，抒发她的真切感受。

    今年恰逢田方诞辰100周年，导演李前宽为他和于蓝题词：“影坛楷模。”

    田壮壮也写下心里话，向父亲表达敬意：“不想扰您安息！爱在心里很深很深。”

    同是影人，于蓝对儿子田壮壮投入了不少的关注。她喜欢他拍摄的《茶马古道》，“有探索精神，不是说有了点成绩就不思进取了。”当初田壮壮重拍《小城之春》时，她把家里的远房亲戚喊到家里来，先让大家观摩费穆的老版本，再放田壮壮的新版本，“它们风格一致，都有韵味，又不让人觉得是在重复，而是有新意。”

    由于电影观念上的差异，这对母子也发生过争吵。后来田壮壮经常跟于蓝出席一些活动，听到母亲那么热情乐观地畅谈着自己毕生的电影追求。田壮壮说他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老有那么多燃烧的东西，“她有信念，她坚持着她那一个信念。她拥有信念的时候是最坚强的人，做任何事，只要是为这件事付出，她就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人。”

    2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影资料馆在京举行“田方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会场嘉宾云集，田壮壮安静、低调地坐在后边的台阶上，时不时看着主席台上的年迈但精神矍铄的老母亲，虔诚而充满了爱意。

    晚年：情系儿影

    秦怡为她题词“红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儿童”

    1951年，于蓝在跟“开麦拉”打交道之余，还奔赴朝鲜，慰问“最可爱的人”。

    “当时厂里派去了摄影队，我们这些演员也要去。厂长汪洋决定，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派14个人去，包括10位演员，其他4人是搞音乐和放映的。”于蓝回忆起他们一行跨过鸭绿江是在5月29日下午，伴随着敌军一路的轰炸。

    喜欢写日记的习惯让于蓝在朝鲜收获的感动嵌入历史的记忆——

    6月1日，晚上在露天广场上放电影，“敌人的飞机八次出现在周围上空，影响了我们的放映，我们却技巧性地抓住规律，依然放完了第一部影片。”结束了，朝鲜的女孩子高兴地唱着民歌往回走，于蓝不禁感慨：“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多么困难也没有屈服过。”

    7月8日，烈日下的丛林里，许多同志正在熟睡，“他们是志愿抗美援朝的战士，夜间行进，白日休息，奔向前方……我心里在说：最可爱的人，你们辛苦了！好好地睡吧！看他们睡得那样香甜，可知他们夜里跑了多少路呀！”……

    于蓝和同事回到祖国是在7月23日。内心的欢欣溢满了她的笔头：“只感到祖国的土地、房屋、庄稼都那么亲切、熟悉而又可爱。”

    30年后的1981年，60岁的于蓝被委任为新成立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她决定一搏，开启属于她的“晚霞工程”，却托起了属于中国儿童电影的一轮朝阳。

    在她的主持下，《红象》、《少年彭德怀》、《哦，香雪》、《我的九月》、《来吧，用脚说话》、《杂嘴子》等一批儿童电影问世，让孩子们有了属于他们的银幕空间。

    但随着商潮的涌动，儿童电影的生存举步维艰。于蓝始终在奔走呼号，为孩子们争取银幕权益。

    李道新仔细翻检了30年来媒体的相关报道，勾勒出于蓝苦口婆心般的付出：

    1982年6月，她呼吁组织一流的编剧、导演、演员和设备拍摄儿童片，建议组织一支儿童电影的专业队伍。

    同时，她也痛陈儿童电影存在的某些弊端，比如直接宣传和图解政治口号、只写故事不写人物、题材想要包罗万象以及一味追求庸俗低下的猎奇和噱头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

    1986年“六一”前夕，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儿童电影的头头，却不能给孩子们送去丰富多彩的儿童片。我愧对三亿儿童。越到节日，我越痛苦。但儿影厂厂小力薄，难负众望。”

    1987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她发出三项建议，希望政府继续减免儿童电影制片厂的营业税、所得税；鉴于当时全国24家儿童影院均名存实亡的现状，希望能调动发行放映系统的积极性；并期待发挥非商业性渠道的作用，把影片送进学校和少年宫。

    1988年，她发表文章，认为儿童片生产亏本、票价太低、社会不重视等因素阻碍着儿童电影的发展。

    1994年，她撰文疾呼“救救儿童电影”。

    直到2009年，她对儿童电影依然充满了期待：“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我相信终归会出现好影片，能够得到孩子们的喜欢；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有人在那里奋斗，只要奋斗就会出现很多成果。当然我还是希望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要认认真真地、有实效地去解决与推动儿童电影的发展！因为少年儿童是我们祖国的未来！”

    至今，这位老艺术家最乐意干的事还是给儿童电影“抬轿子”。她最近出演的两个角色都跟儿童电影有关，一部是2002年黄宏导演的《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一部是2008年江平和方刚亮联合导演的《寻找成龙》。

    “红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儿童。”老朋友秦怡为她90岁寿辰写下的题词恰如其分。

    而于蓝不会轻易停步。她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儿童电影发展的规划草案；6月初，她出席了在江苏省江阴市举行的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继续给儿童电影人打气、助阵。

    属于她的人生风景依然绿意葱茏，依然壮丽磅礴。

    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