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与人

    文学与地域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古已有之,当代文学亦难脱此传统。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其创作风格和美学特色都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关:王安忆之于上海,贾平凹之于西安,莫言之于山东高密,叶兆言、毕飞宇之于南京,范小青之于苏州,方方、池莉之于武汉等。

    武汉“九省通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在当代文学视野中,武汉却因其独特的市井气息闻名。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代城市文学的第一波——“新写实小说”中,方方和池莉是得力干将,武汉市民在“落日”中的“生活秀”是她们笔下最常见的“风景”。只是,池莉从女性的角度体察市井,而方方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打量市井。价值观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作家不同的创作走向。

    此次方方拿起笔来写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虽写武夫战事,写历史风云,却依然以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为主角,依然写武昌城中的市井生活,写这种日常在战争中的崩毁。小说的主要人物,且不说罗以南、梁克斯本身就是青年学生,即使是北洋军中的守城军官马维甫,也充满着知识分子般的忧郁气质和局外感。

    《武昌城》分“攻城”、“守城”两篇。历经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攻击战之胜的北伐军“攻城”,“吴佩孚手刃退却旅长、团长数十人,以示有进无退”(《李宗仁回忆录》)的北洋军“守城”。士气高昂的北伐军三次攻城,“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李宗仁回忆录》)。于是,北伐军改“攻城”为“围城”,围而不打,历时41天。城内守军终于不堪援军难至、给养压力、民怨沸腾而开城。而北洋军汉阳防守司令刘佐龙的投诚,是武昌之围终以革命军胜利而告终的重要原因。此后,各路北伐军分别重创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部队,直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宣告成功。

    民心向背与历史大势,历来是战争成败的至要因素。前者往往事关百姓生计,而后者则关乎英雄谋略。《武昌城》中,更为抢眼的显然并非后者。尽管小说在史料准备上下了很大功夫,相关的历史人物及战事布局也都高度仿真,但它更想发挥的是小说用细节、用小人物来填充史述缝隙的功能。

    历史上,武昌之围最有名的莫过于北伐军士气如虹,“北伐名将”叶挺因此名扬天下,而他手下著名的“攻城尖刀”“铁军”营长曹渊的攻城誓言:“天已露晓,进城无望,我营仅剩下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也早已成为慷慨悲歌之士的又一典范。“古有抬棺出征,今有留书攻城”,可见武昌之围之悲壮惨烈。

    但小说并没有把焦点集中于战事本身,而是从武昌城中的几个学生起笔。“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方方力图用青年学生对革命道路的懵懂探求,用人物基于亲情、友情、爱情而生发的革命道义来解释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来参悟人性的健全与损毁。或许,这更符合人们对战争和历史的想象,也更符合人性选择的逻辑。

    小说中,梁克斯被困在城门之下,濒于绝境,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因为主义而投身革命,而其他人大都是为吃饱饭,活下去。守城军官马维甫,最终选择背叛自己的阵营,为北伐军打开城门,随后自杀身亡,到底是出于革命大义,还是出于爱情丧失的心灰意冷?信仰和人格,哪个更坚不可摧?

    或许,小说的价值恰在于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辨:并非有了战争这种人类生活中的极端形态,人就会陡然变得伟岸而高大;也并非在信仰中还留有饮食男女的念想,人就会丧失历史的尊严。方方心中自有对“人”的把握尺度,既见人之弱、人之小,又见人之强、人之大。

    史料记载,北伐战争后的1927年至1929年上半年,武昌大规模拆城,大量的城墙砖被老百姓或捡或卖,用于战后重建家园,很多地段的城墙基,也都建了民房或者铲平修路。从此武昌无城,一段关于城市的历史从此需要人们慢慢从史料、从传说、从小说中捡拾和重述。

    而武昌之围,有“铁军”之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攻城主力,血染武昌城,则产生了另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后效:“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众所周知,这是《新四军军歌》的开头。这个“我们”在此后更加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中又加上了千千万万的名字,是他们创造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