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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世纪，许多重要的变革都在这个世纪发生，医学也不例外。
“受益难”——
健康未与医学发展同步
人类在二十世纪见证了医学科学与技术的巨大进步，例如抗生素的发明使用、各类疫苗的研制成功、医学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和蛋白质组计划的实施等，都对人类健康医疗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人类健康是否从这些进步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呢？答案是否定的。
例如，1971年至今美国用于肿瘤防治方面的研究经费多达2000多亿美元，发表了156万篇与肿瘤相关的研究论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肿瘤防治的效果。另一个方面，肿瘤花费却逐年攀升。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报道，美国在2008年用于肿瘤防治上的费用达到了惊人的8950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在花大笔的钱用于晚期肿瘤的姑息性治疗上，而恶性肿瘤的整体治疗形势并未发生明显的改观。
“死亡谷”——
横亘“两医”之间
早在两千年前我国汉代的名医华佗就从植物麻黄中提炼出麻沸散并用于临床治疗。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展使医学进入到实验医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医学成果不再单纯来自于医生个人的行医经验，而是临床医学与实验室的结合。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均迅猛发展，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基础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割离。随之产生大量在基础医学领域出类拔萃的顶尖科学家，以及在临床医学领域成绩卓著的医生。
这两类人才在自己的研究轨道上并肩前进，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沟通和交流却逐渐减少。虽然其间也有很多基础研究的结果逐渐向临床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已无法满足临床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需求。因此，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有人称之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死亡谷”。
“转化医学”——
生命科学界的热点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一个新的理念被提出来，其目的就是将基础医学的进展快速的转化到临床实践中，为病人服务，为人类健康造福，这就是转化医学。可以说，转化医学是近十年来国际生命科学界的一大热点。
转化医学的概念是新的，但内容并不是新的。转化医学产生于医学之初。
1992年美国《SCIENCE》杂志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的概念。1993年Pubmed上开始出现转化型研究这一名词。1995年，《Lancet》杂志首先提出了“转化医学”这一新名词。2003年，时任美国NIH的院长Zerhouni在《NATURE》上发表文章，为转化医学的开展指出了路线图。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填平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鸿沟，让病人从基础医学的进展中获得最大收益。
转化医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将实验室、临床研究成果用于提高疾病防治效果；二是将研究成果用于制定预防、保健决策；三是将实验与临床研究作为制定卫生法规的依据。
“路在何方”——
我国的转化医学之路
转化医学的理念一进入中国，就得到了包括政府、学术界和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与当年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是由NIH的院长向国会游说，争取政府的支持。
因此，我国现在进行转化医学研究，既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首先，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体系与美国不一样，因此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积极整合优势资源，做成大的生物基础研究平台。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有二十个研究所、七家临床研究中心、四个临床学院，拥有一大批传统优势项目和众多的科研工作者。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将形成一大批优势学科和先进研究项目。
其次，现阶段国内的转化医学研究要注重选择优势项目、拳头项目作为突破口，避免很多专业齐头并进。这正像我们国家建国初期进行的体育强国计划一样，也是选择一些优势体育项目作为突破口。
第三，国内进行转化医学研究也要建立一批转化医学中心，但是一定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统筹规划，避免尚未具备条件就一窝蜂上马的情况发生。
第四，现阶段国内的转化医学研究要更加重视从临床到基础的过程，也就是更加重视由临床医生凝练出科学问题，交给基础医学研究者去解决。
第五，没有专门的研究型人才，就不可能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因此要海纳百川，不拘一格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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