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误读了教育

    细雨,让在北海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家沙龙有了一种意境。但话题并不缠绵,甚至沉重。

    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得躁动不安?眼里只有那些所谓的数字——升学率、就业率、论文发表数量、科研项目资金、排名次序……

    是从什么时候起,教育变成“群起而攻之”的靶子,什么人都可以说上几句,出出自己的愤气,而并未想到自己的话语是否有悖教育?

    是从什么时候起,教育工作者开始想挣脱这些羁绊,难道这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追问公理的年代?真正细想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又是什么?哪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又含着怎样的误解?

    起跑线

    人生不是短跑。即便起跑跑得很快,但可能是一个趔趄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少父母的“至理名言”。 

    在浙江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绪培看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两种表现,一是过度学习,一是超前学习。

    他说,“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即便起跑跑得很快,但你跨出的一步可能就是个趔趄。”

    从入校起,孩子们就感到学习是件可怕、痛苦的事。每每高考过后,就是他们的“幸福时刻”,撕书、抛书,那些镜头印在人们心中的不知是悲楚还是无奈。

    “也许,我们压根都不想给他一个幸福的童年,这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感叹,很多家长、老师、长辈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其实,一些常识性的东西现在却被搅乱了。我们把孩子囚禁了,在学校里,他不能自由地跑跳;在家里,他不能随意地玩耍。大人们恨不得把他们的时间都填得满满的。无疑,这是一种剥夺——剥夺幸福、愉悦、成长的感觉。

    那他还是孩子吗?将来一定能幸福吗?“成人对儿童的自身关注不够,童年的秘密远没有发现。”朱永新认为,童年的经历在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儿童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老师已不再是老师,而成为训练师。在题海战术里,孩子们都跟着题走,甚至形成条件反射——看到题目就会做,一做就对。

    “没有一个知识结构、方法论,反倒把高层次思维转向低层次训练。最终来讲,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张绪培说,“长此以往,没成才,就夭折了。”

    竞争

    教育,让人成为人。各国对教育理念更强调的是沟通、合作

    “不鼓励竞争,没有班干部,不设三好生,甚至体育运动会都不评名次。任何形式的竞争都不提倡,超出我的想象。”一次对话让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对日本的教育吃惊不小。

    国内教育,单一个“小升初”早把人折磨得够呛。有人形容这也不过就是人生竞争的一次试水,“惨烈”还在后边。

    这可是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要么在点招大军里成为牛孩,脱颖而出;要么在众多学生中,首先要成为那30%里的“三好学生”;之后,你还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再达到“推优标准”;最后,你才获取一个“推优”名额。最终的结果,你可能推上,也可能轮空。决定命运的是计算机。

    “95分与90分差别很大吗?我们为何要分得那么清清楚楚,让学生们在压力下不断竞争?”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不解。

    “学生们都异化了。”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

    你上去了,我就下来。使坏,扭曲,真善美变成反面,教育却导致反教育。

    谁更接近真理?“教育,让人成为人,成为真正的人。”杨东平说,各国对教育理念都是强调沟通、合作、团队,需要的绝对不是竞争的东西。老教育家吕型伟有一句话有道理: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也要讲道理。

    “倒是竞争、排名、考试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心,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儿童哲学。”朱永新说。

    “其实,我们应当反思、检讨中国教育哲学,我们的教育哲学究竟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周作宇认为,改来改去,要改的是两样:一是秩序,一是惯性。我们要清楚调整背后支撑的东西是什么?惯性就是最后要触及的。 

    如果缺少对教育哲学意义上的追问,缺少了理性精神引导,我们也许只能在偏执、盲从中徘徊,常常是研究白研究、指挥瞎指挥。

    “我们太急躁了,真的忘记了,教育在于发现、引导,是等待。”李希贵表示。

    （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