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6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48岁的柴方国是受到表彰的优秀党员之一。在他身后,是一个肩负着神圣使命的团队——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群体。

    没有人比他们更平凡:抬头四壁卷册,俯首一张书桌;从延安窑洞煤油灯下,到繁华城市寂寂书斋,皓首穷经,把海量字符由外文转换成汉字。

    很少人比他们更不凡:当革命导师用文字作火种点燃共产主义的火炬,便由他们把这捧烈焰高高擎起,舍命奔跑,传遍华夏大地。

    耀眼的是火焰,隐没的是擎火人——本该极尽灿烂,却甘愿把人生过滤成黑白,用自己的单色调,映衬手中那抹鲜艳的红。

    几十年里,有人献出了生命,更多的人献出了毕生年华。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前仆后继,始终走在前列。走近他们,我们聆听到的,是这个群体中最澎湃的几首人生乐章;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股代代相承、奔涌不息的精神血脉。

    林基洲:“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老林”离去八年了,编译局的同志们仍时刻念叨着他。

    从1953年来到刚刚成立的编译局,到1993年猝然离世,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林基洲为编译事业奋斗了整整40年。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老林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老一辈编译家的精神与信仰。”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说。

    他始终记得自己刚调到编译局时,林基洲如兄长般的关怀与教导:“翻译马列著作,是‘代圣人立言’的千秋大事,要下苦工夫学”。“这个工作需要马列理论,需要哲学、经济、历史知识,也需要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必须清醒不懈、循序渐进地积累”。

    林基洲自己就是在自学中成长起来的。

    “他没读过大学,基础不好。我看过他的中文语汇本,密密麻麻地抄着成语俗语。为学俄文,他把陈昌浩主编的《俄汉词典》通读了好几遍。”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原馆长杨威理回忆。

    对马列真理的笃信和坚守,驱使林基洲不舍昼夜。他参与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译工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经典文库建设屡立功勋。

    然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不可能一劳永逸,他时刻酝酿着新的出发。

    1975年,一项新的艰巨工程——《列宁全集》第二版编译全面启动了,林基洲是发起者与组织者。他亲自制定了时间表,要求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质量,把这个硬仗打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赶?强度太大了!”连轴转了一段日子,有人忍不住“抗议”。

    林基洲坚持着。很多老革命的渴望牵动着他的心:“我们都行将就木了,如果看不到中国出版的新的马列经典,怎么去见马克思呀?”更重要的是,就在此时,一股“马列主义过时了”的思潮渐露苗头。抢时间就是抢阵地,林基洲决心“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来还击那些“把‘经’念歪了,还要责怪‘经’不好”的人。

    15年艰辛奋战,林基洲付出了全部心血。他放弃休假,放弃最爱的戏曲和球赛,“连散步都觉得浪费时间”,常常是一个馒头一杯清茶充当午餐,然后继续伏案工作。

    1990年,洋洋60卷、3000万字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终于问世,是全世界收载列宁文献最全的版本。

    时值苏东剧变,马列主义受到空前挑战,国际气候十分恶劣。林基洲以全集出版为契机,多方呼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他多次说:“马列主义的生命力是持久的……不是马列主义本身不科学,而是我们研究和传播得太不够了。”

    书斋内辛勤爬梳,书斋外勇于开拓。全集出版后,林基洲还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举办了一届届“企业家座谈会”。

    “老林,你们编译局和企业有什么关系?”有人不解。“马列思想博大精深,但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提出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件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做了!改革开放,这是理论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我们做马列研究的更要理论联系实际,多听听实干家们的意见。”他还鼓励企业家们,多研究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把生产经营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

    常年的高强度劳作令他透支了身体。1993年7月21日,林基洲在办公楼里突然晕倒,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4岁。

    岑鼎山、张瑞亭:“闷头拉套的人”

    2011年1月21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在中央编译局隆重举行,全局138名“全国资深翻译家”受到表彰。

    “这是中国最大的资深翻译家群体。然而,我们有许多翻译家德艺双馨、高山仰止,却没得到什么荣誉,生前甚至没有赶上资深翻译家称号的授予……”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遗憾地说。

    编译局原列斯著作编译室主任岑鼎山,就是这样一个默默离去的人。

    “他一点儿杂念也没有,只知道‘闷头拉套’。”老同事杨祝华忆起岑鼎山,唏嘘不已。

    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时,岑鼎山负责总定稿,60卷中外文版本参照着看了好几遍。为了提神,他每天喝浓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以至于办公室总是烟腾雾绕,“不开窗根本进不去人”。平时活泼的他,一工作就像换了个人,不爱理人,怕接电话,经常在下班后通宵加班。15年熬下来,他得了严重的皮肤病、肝腹水,全集出版不久,便永远地走了。

    和他一样“走在《列宁全集》第二版桌子上”的人,还有全集注释总编审张瑞亭。

    1993年5月底,68岁的张瑞亭因癌症溘然长逝,生前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要遗体告别,一切从简。老同事们说起他,异口同声:不讲究吃穿,只讲究工作,15年校改了300万字的注释,白天黑夜连轴转。其间手脚两次骨折,也不休息。

    “注释工作和编译一样艰辛,甚至更为琐碎、枯燥。张瑞亭一条一条审看、遇到疑难还和我们一起核实,大海捞针一样。”何宏江研究员记忆犹新。为了注释、索引的准确完备,张瑞亭和同事们核对了不同版本,所涉人名一直调查到笔名、化名、绰号,仅列宁的名字就达148个之多。他们制作了大量卡片,还编写出版了140多万字的《列宁著作资料汇编》、50万字的《列宁著作典故》,编发了近100期《译名通报》。

    付出堪称全心全力,物质回报却不成正比。

    1990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全部出齐后,编译团队终于拿到了稿费。此前15年,他们都是在没有一分钱稿费的情况下劳作的。为每卷书作出贡献的都有十余人。一分摊,酬劳多则近万元,少则数千元,岑鼎山和张瑞亭虽身为“功臣”,领到的也不过五六千元钱。

    “如果讲求名利,他们早就‘发家’了。”杨祝华说,岑鼎山等人经常接到外界约稿,翻译一部书,轻轻松松好几万元入账,但他们怕耽误工作,一概回绝。还有一些出版社找上门来,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名人录”,他们也都谢绝了。“就是这样的传统,心里只有马列,从没装着自己。”

    周亮勋:唱着国际歌憾然离去

    周亮勋人生最忙碌的阶段,是从退休开始的。

    1985年,《马恩全集》第一版最后一卷刚刚出齐,第二版的编译就提上了日程。作为曾参与此前局里多项重大编译工程的“灵魂人物”,原马恩著作编译室主任周亮勋被推举担任第二版主要定稿人。

    5年后,周亮勋年满60岁。出人意料的是,他谢绝了局里的返聘,执意退休。

    “老周,反正一样做事,干嘛放着返聘工资不要呢?”同事们好心相劝。

    “坐在办公室杂事太多,不如在家专心些。”他笑笑,淡淡地说。

    只有老伴周家碧知道,这种“专心”专到了什么程度。

    从俗事杂务里脱身出来的周亮勋,把自己锁在了书房,校订源源不断送来的稿件和清样,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闭门不出。周家碧担心他的身体,时不时推门进去看看,次数多了,平素温和的老伴竟然吼起来:“你想干什么!”

    周家碧觉得委屈,更忧心他太过“疯魔”。周亮勋最爱交响乐,春节快到了,她像往年一样买来新年音乐会的票,哄着骗着把他从书房拉了出来。谁知,车刚到音乐厅门前,周亮勋就焦躁难耐,闹着要回家。回到家里,周家碧忍不住了:“那你总能陪我说会儿话吧?”“有啥好说的?稿子等着呢!”他推门就进了书房。

    日子一久,周家碧发现老伴身体不对劲了:头脑发木,反应变慢,一活动就浑身大汗。一天,他从书桌前站起来,一阵眩晕,头撞在了柜子上,呕吐不止。

    “你病了,赶快去医院!要不我告诉领导去!”

    “你这是干扰我工作!看病,哪有这时间!”周亮勋急了,一把推开老伴。

    常年伏案,他的痔疮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第三次开刀时,医生郑重警告:“不能再坐着不动了!你开刀已达上限,再复发,不堪设想。”周家碧“勒令”他改正,他却依旧坐在灯下:“让我干!大不了做个安乐死……”

    2005年的一天,周亮勋去局里讨论稿子,午餐后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里。医院紧急实施开颅手术,术后,他丧失了记忆,却唯独记得未竟的工作。在重症监护室里,他总是喊“开会,开会”,“稿子,稿子哪里去了?”情况稍好,他就求护工帮自己“逃”出医院,生怕误了文集出版。出不了院,没法做事,老人躺在床上唱起国际歌,直至哽咽失声……2007年4月17日,他带着遗憾溘然长逝,终年77岁。    

    新生代:把火炬永远传下去

    一个个殉道者的身影,搭起了通向真理的阶梯,也把“奉献”刻印在了每个后来者心里。

    今天的编译局,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党和国家对经典著作翻译高度重视,给予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年轻人被定期送到国外深造,扎实的理论功底、良好的外语能力,让老一辈放心地把火炬传递下去。

    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编译,马列部主任柴方国长期加班加点,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休过周末。去年夏天,编译进入关键期,他连母亲生病住院也没顾得上看望。他不愿多谈自己,说得最多的,是团队里这批“可爱的年轻人”。

    “都很拼命。你看他,年纪轻轻,头发快掉光了。”在午后早已过了饭点的食堂里,柴方国指着刚赶来吃饭的徐洋,满眼疼惜。

    38岁的徐洋和同事们正忙着《马恩全集》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马恩选集》第三版等好几项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同时有30多卷书等着加工。于是,他们常常忘记了时间。每到晚上,编译局办公楼里总是满楼灯光。局里给每人配备了一张躺椅供午休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晚上的床。

    同一时间,为编译《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45岁的沈红文还在办公室里静静忙碌着。面前是一份已用红、蓝、绿、黑四种笔体标出错漏的文稿清样,她正拿铅笔校订第五遍。早年间,编译者们把整个编译流程分解为大小60道工序,今天,后辈们依然照章操作,毫不苟简。

    176年前,马克思寄语青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

    69年前,毛泽东勉励筹组中的中央编译局:“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伟人的嘱托穿越时空,化作编译群体内心如火的信念——燃烧生命,守护经典,让真理的火炬辉耀中华大地。

    （本报记者 王斯敏）

    (《“他们有足够理由获得世人尊敬”》见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