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闽北光泽县,地处闽赣边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县之一。当年数万群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等活动,被誉为“红遍光泽”。先后有上千名热血青年参加了工农红军,有287人跟随红军走二万五千里长征去了,可是到解放后只有一人回来。
回来的这位老红军叫陈伯钦,是家乡光泽华桥乡牛田村陈家排自然村人,早年家贫,父母双亡,七八岁就给地主看牛,后来学剃头。1929年5月他17岁那年,在邻近的地方看到“扩红”,就跟同伴一起报名参加。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找了个吃饭的地方!”至于什么共产主义、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的大道理,那是后来觉悟了的事。当时叔叔知道他参加红军,很不以为然,但也没办法。
1933年春他所在的县大队编入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里,他因为有剃头手艺很受欢迎。长征时他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剃过头。剃头的情景他几十年后依然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36年5月上旬,红军抢渡金沙江后,在一个村子里,理发班长派他到首长驻地理发。他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理发时,首长关切地询问他的姓名、年龄、家乡何处等,他一一回答。也许因为是理发兵,不是战斗员,他长征到陕北后一直到解放只负过一次伤。抗日战争他在115师担任过副连长,解放战争到过延安学习。因为没有文化,再加上脑部受过伤,解放后他在华东军分区休养团工作,1959年他被批准离职回家乡休养。
我很小就认识他这位老红军。家乡光泽过去就是一条主街,不足4里长,在街上走来走去都会碰到。他矮胖的体格,一脸憨厚,长年穿着一身蓝布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下身黑裤子,脚上穿着解放鞋,只是夏天才穿一件白衬衣,朴素得像个老农民。我从小到大看着他,印象没有什么改变。他很少讲话,也不张扬,在街上走时人家看到他会主动让路,会亲热地叫他,他也笑着点点头作答。他有时也会站在街边看人家下棋和做买卖,也不多说什么,只是人们看到会尊敬地端把椅子给他坐。他没有文化,说话乡下口音很多人听不懂,但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学校请他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不敢恭维,他讲得不好,口音又重,但我们还是热烈鼓掌。他在家乡的口碑一直很好,他的品行让大家感动。他在待遇上是个很自觉的人,很少向组织伸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可以享受一些待遇,但他却和普通人一样。家中的房子是公家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扩街时要拆,才迁到县委领导的院子。子女的工作也都是自找的,他没有出过面。家乡牛田村陈家人来找,要他出面办点事,他也都没管。来人有时会埋怨,他说:“当年那么多人参加红军都没回来,活着的我有什么资格再向组织要什么呢!”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已是八十高龄。小县城医疗条件差,服务也不周到。好在医院不远,离他家只有二三百米,他都是自己拄着拐杖到医院看病,一样排队挂号、就医、取药。但人们看到,往往都会主动先让他,他也会推辞几句。
2002年5月,已是90高龄的他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我代表医院去看他,问他是否调个单独的房间或有其他什么要求,他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不用麻烦了,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都挺过来了,这点病没什么关系!”当时在场的县政协领导很感叹地告诉我说,老红军这人一直是很自觉,从来不找组织的麻烦,要不是病得这样还不让人来照料,真是个老革命啊!
他走的那天,开追悼会时省市县领导都参加了,出葬时一路上许多人自动送行,这在光泽是空前的。人们相互转告:“老红军去世了!”灵车通过时两旁的群众低头默哀,过了很久才抬起头来,向家乡这位老红军投以最后惜别与景仰的目光。
家乡最后一位老红军,就这样走了,他没有以长征的“壮举”为资本而炫耀,而是如乡民一样谦和平淡,过着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