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揽风云

    一个精彩瞬间,定格在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历史时刻。

    2000年9月7日,美国华尔道夫饭店。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举行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和其他四国领导人面对世界媒体的握手,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画面。

    这个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画面,其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嬗变。

    世纪之交,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外交格局已基本形成。从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到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调整外交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中国外交的重大战略转变,源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外交方针开始进行重大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说。

    时光回溯到1978年10月26日,一列日本新干线列车行驶在东京到京都的路上,这辆“光—81号”超特快列车上坐着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列车以210公里的速度运行在风景秀丽的村镇、田野间,车窗外的富士山高高耸立,白云缭绕。当随行日本记者问邓小平副总理对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受时,邓小平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而就在三天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正式生效。

    1979年2月2日晚间,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出现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策马飞奔的女骑手来到尊贵的中国客人面前,隔着护栏向邓小平送上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邓小平欣然接受并戴在头上,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对于邓小平历史性访美,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这位中国领导人“已经把中国带入了世界”。这一年的1月1日,中美已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实现中美建交,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前奏”,中国的对外交往思路也愈发清晰。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根据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实行的“一条线”战略。

    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绝不比上一次逊色。”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这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

    新的外交战略下,成果显现。1989年5月1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门口,邓小平和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紧紧握手。面对100多名中外记者,邓小平说,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

    1982年至1989年期间,中国又同1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国总数达134个。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的干扰和苏东剧变,使中国外交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局面和压力。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打破了“十年一变”的“规律”,保持了稳定和连续性。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一是“绝不能示弱”;二是“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方针,坚持独立自主,顶住西方压力,通过实行睦邻外交和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成功开辟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989年7月1日下午,一架经过伪装的“不明国籍”运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他作为布什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指出:“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坚定立场。

    据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回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发展中国家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政治上给予中国极大的支持。“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

    经历风雨见彩虹。从1990年至1992年,短短三年,中国睦邻外交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同越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印度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还同2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数字甚至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20世纪最后几年里,中国积极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成果丰硕。面向新世纪,中国外交蓄势待发。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总统在上海欢聚一堂,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庄严宣告六国间地区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同年10月,也是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11月11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郑重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文本的最后一页上签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关键性历史节点。

    “世纪之交,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牛军说。

    又一个十年过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交融更加紧密,中国仍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全方位外交大有可为。

    今年,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实现中国外交良好开局。“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峰会,以及将要举行的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将为新形势下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地区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所说,今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也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全方位推进中国的外交事业,要立体思维,立体操作,进一步形成以首脑外交为统领,国别、区域和各领域外交相互促进,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有力外交架构。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李忠发、詹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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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底,周总理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他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金砖国家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传统“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南非加入后,其英文单词将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  (本报记者 王海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