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院士群体”:他们是党员,是博士生导师,是军医,是战士;他们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共同扎根解放军总医院——
这个“院士群体”组成者就是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已故)、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烧伤整形专家盛志勇、老年心血管病专家王士雯、骨科专家卢世璧、肾脏病专家陈香美、创伤研究专家付小兵。
“志向和人生价值,必须根植于对祖国的热爱”
作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专门学习实验外科学的年轻学者,1947年,盛志勇院士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医学院外科研究室进修。虽身处异国他乡,但盛志勇院士心系故土、心系祖国。想到处于内战灾难的祖国,他常思考“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句名言,鞭策自己以报效祖国之心努力钻研西方医学。
1948年,盛志勇院士的研修期满,美国导师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三次询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回中国,难道这里不好吗?凭你的本事在这里前途无量。”他婉拒了导师的挽留,毅然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经过十几天的海上颠簸返回祖国。
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志,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延续。1987年10月,作为日本北里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外国女研究生,陈香美婉言谢绝导师及同事的挽留,放弃高薪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执意回到祖国。当时,有6家日本报纸对此作了报道:陈女士的愿望是回国建立中国的肾脏病研究中心,为中国人民造福。
陈香美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省吃俭用购买及老师赠送的价值10万余元的实验器材及试剂,全部无偿地捐给了解放军总医院,给刚刚组建不到一年的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993年,32岁的付小兵获得到西班牙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期间,付小兵一边学习西班牙语,一边查阅大量关于战、伤研究的书籍,收集了近300万字的资料。有3名西班牙教授希望付小兵留下,并联名推荐他在职申请西班牙国家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付小兵如愿拿到西班牙国家医学博士学位,但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年轻的他和同时代许多留学人员不一样,毅然选择了回国。
回国后,付小兵针对严重创烧伤患者后期不能出汗的国际前沿性难题,率领科研团队从细胞诱导分化领域着手,开展汗腺再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的黄志强院士坚定地跟党走,他常说:“志向和人生价值,必须根植于对祖国的热爱。”黄志强院士的这句名言,无疑是解放军老中青三代院士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
让外国人赞叹的“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
那年,女工孙波因机房意外起火,全身95%被烧伤,三度烧伤达90%。盛志勇院士带领专家组对这位被宣判为死刑的患者进行悉心治疗,为她进行38次植皮和整容手术,最长的一次手术达七八个小时。最终孙波完全康复,这一病例被一位美国教授称赞为“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
的确,解放军总医院“院士群体”是一个不断创造人间奇迹的群体。
黄志强院士对肝内胆管结石病的探索研究堪称“拓荒之旅”。此前,在西方医学界,对肝内胆管结石病并无认识,黄志强以超人的胆识立志建立肝内胆管结石病医学体系。经过不懈地努力,1973年,在巴塞罗那第23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黄志强院士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肝胆管结石病,提出“原发性肝胆管结石可呈肝内局限性分布”、“高位肝胆管狭窄是原发性肝胆管结石主因”两个著名论断,在国际胆道外科领域引起轰动。黄志强院士发明并创造20多种治疗肝胆管结石及并发症的外科手术方法,突破一系列手术禁区,创建了独具特色的胆道外科学。
卢世璧院士的首创性成果不禁让人赞叹:在国内首先开展人工关节的系列研究及临床应用;首创形状记忆合金棒治疗脊柱侧弯;第一个研制成功国产关节连续被动活动器(CPM机)……
致力于老年医学的王士雯院士也有很多个“首次”:在世界上最早开展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和老年急救学临床综合征的研究;首次专题论述比较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老年人心肌梗塞之间的异同……
“创伤医学之星”付小兵立足于国内进行的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研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于2008年被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授予“国际创伤愈合研究杰出成就奖”。截至目前,付小兵是获得这一殊荣的唯一华人。
一生做好两件事:一名好医生,一名好老师
有一年,到陕西安康贫困山区扶贫巡诊,盛志勇院士遇见离县城很远且家境贫困、忍受疝气困扰10余年的一位40多岁的农民。盛志勇当即决定就地为这名农民进行手术治疗。他在一个农家炕头吊起白布单,卸下门板,搭起手术台……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7位院士对病人金子般赤诚的爱心有口皆碑。姜泗长院士要求全科医护人员确定新的“康复意识”:追求救死扶伤最大值,让病人从生理到心理都真正康复。卢世璧院士对待患者无微不至。做神经损伤检查时,他会一边把病人的感觉障碍范围画出来,一边用数码相机拍下来,以便病人复查时用来比较参考……
“为病人解除痛苦,是病人给我们的最高奖赏”,卢院士视医德为生命。有病人出院前,将装有上千元钱的信封悄悄地放到他的抽屉里面,他发现之后,立即联系相关人员查找这位病人,并将钱退了回去。姜泗长院士行医几十年,始终遵循自己的“约法三章”:对领导对群众一样精心,对熟人对生人一样热情,对大人对小孩一样周全。
人才旺,事业兴。7位院士深知医学事业和学术科研传承的重要性,他们不仅仅是名医、专家,还是目光远大、育才有方的医学教育家。姜泗长院士经常说,一生希望做好两件事:一是做一名好医生;二是做一名好老师。
姜泗长院士的学生王赋冰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被老师连续修改了9稿,所有引证的数据资料都被他核对了原文,而当论文发表时,姜院士却划掉了自己的名字……
面对学生在科研和临床中出现的畏难情绪,卢世璧院士总是注重教育的方式方法,耐心地开导和引导学生。一位研究生由于实验进展不顺利而心灰意冷,不想继续做实验。卢院士没有批评他,而是用一个美国西部淘金的故事开导他:“科学研究也像淘金一样,虽然有时重要的发现就像挖出金矿石一样偶然,但这些偶然也存在于必然之中。有时再坚持一下,再前进一步,就有可能获得重要的发现。”卢院士的教诲,让年轻学子们受益匪浅。
黄志强院士注重“授之以渔”,把研究方法、方式等一些指导性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同时又注重“考虑学生的出路,考虑他们将来做什么”。
王士雯院士常说:“科学不是一代人的事业。帮助年轻人超过自己,是事业发展的需要。”
为培养人才,盛志勇院士捐出“全军重大贡献奖”和“一代名师”的全部奖金,成立“盛志勇医学基金”和“盛志勇医学成就奖”,鼓励和资助那些取得成就,具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医学工作者。
院士也是战士,国家有灾、人民有难时,当然要冲锋在前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尽管带着助听器、拄着拐杖,但卢世璧院士在第一时间向医院党委报告,要求去抗震救灾第一线。
至今,当人们问起卢世璧院士为什么年近8旬仍坚持上抗震救灾第一线时,他总是回答说:院士也是战士,国家有灾、人民有难时,当然要冲锋在前。自己参与过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1975年辽宁营口大地震、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的灾后救治工作,有经验,上一线责无旁贷。
非典期间,王士雯院士患有颈椎病,又刚做完中耳修补手术,但仍然向医院党委递交请战书,像战士一样坚守在治疗非典病人的最前线。一位患者因多器官衰竭、呼吸、心跳骤停,在来不及插管的危急时刻,王士雯院士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对患者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抢救,患者转危为安。
盛志勇院士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穿越崇山峻岭、冒着炮火硝烟抢救受伤战士;成昆铁路建设时,在一次次紧急抢救过程中,山洪冲毁必经的木桥,盛志勇院士硬是依靠一条条钢索,吊着滑轮,绑上木板,滑过深涧……
评论
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本报评论员
解放军总医院“院士群体”集合了我国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党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在当代中国,爱国与爱党、爱民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解放军总医院“院士群体”是医生、是院士,但他们首先是党员、是军人。他们政治坚定,牢记宗旨,从医报国信念始终坚定不渝。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由党员、军人、院士、医生四种身份组成的军医形象,看到了忠诚、大爱、创新、奉献的时代品质和社会核心价值。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始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9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始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解放军总医院“院士群体”这样的、为理想信念奋斗的共产党员、先进知识分子,是他们,像磁铁一样把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是他们,像基石一样支撑起党的事业的雄伟大厦。
在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虽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党的性质宗旨不能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能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需要广大知识分子像解放军总医院“院士群体”那样,把爱党爱国爱民作为坚定的政治信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本报记者 陈劲松 本报通讯员 王继荣 罗国金)
(《当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记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见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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