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随汽笛逝去的日子

    十多年前，一位老教授听说我家在江西鹰潭，他乡遇故知似的，一把攥住我的手，属于长者的慈眉善目，竟溢出青春的激情和豪气。他用曾能撬动钢轨的大手告诉我，他过去在那里当兵，是铁道兵。

    既然如此，那么他应该知道临管处。我家就住临管处。

    所谓临管处，应该叫临时运营管理处。因为是临时的，陆续支援鹰厦铁路来的铁路员工只当它是一个地名。我父母1957年调来，先是在单位上搭张铺，帘子一掀就进了家；后来建设新线的铁道兵撤了，部队在临管处建造的五栋红石楼房移交给铁路做了家属宿舍。

    五栋红石楼房环抱着部队留下的操场兼球场。一对木制篮球架，大约保留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阵子，铁路住宅区流行自搭厨房，各家疯了似地抢地盘，用红石盖起一间间东倒西歪的小房子，忽然就把整个球场给占了。

    这样，能让教授辨认临管处的，只剩那红石楼房了。而近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去都听母亲说，这一带已经列入下一年的拆建计划。母亲的语气一年比一年更确定。

    竟也奇怪，好端端的红石楼房和人一样，经不得心理暗示的。打那时起，忽然就见它们渐呈衰相，墙面风化得很厉害，随手抹一把，红粉飘飘洒落，墙角没了棱角。因为常有人倚墙躲雨晒太阳，蹭脚处便是深深的脚窝，靠背处便是深深的人形。当年用石灰水骑着二楼窗户从西头刷到东头的标语，自然也彻底风化了去。

    也许，如今的风胜似往年，许多坚硬的事物转眼间就被它销蚀了。仿佛，连岁月也风化了。

    记忆不会风化。

    我记得，从前的每年雨季，楼中住户都不由自主地惦念暴雨中的煤烟、雷鸣中的汽笛，眺望和谛听着风雨鹰厦线，关注着平时躺在车站备用线上的救援列车的动静。线路塌方之类的消息，顷刻就能传遍沿线各站，连老人和孩子也像运筹帷幄的将军，对千百里之外的抢修进度、开通时间了如指掌。当年有位司机，发现前方山体滑坡，赶紧撂闸刹车，却是来不及了，危急之中，他威逼副司机和司炉跳车逃生，而自己陪伴着机车一道钻进泥石流中。他的事迹曾传诵一时，如今我在一本铁路志的人物篇里，却没有找到那个被我记住的名字。

    我记得，蒸汽机车出发前蓄足气力的长嘶，通过时那一日千里的狂傲，到达时那余威犹在的得意喘气，总会叫人莫名地亢奋起来。比如，一位老师傅曾向我展示身体。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尽是疤痕。戳伤、砸伤、烧伤、炸伤，遍体伤痕以至于层层迭迭。那是触目惊心的履历，又是耐人寻味的线索。我一一探访了它们的来历，和抢时间争速度的新线工程有关，和他巡守的每个日子有关，也和他急躁火爆的性格有关。我的一位邻居，勇斗歹徒牺牲在站台上，成为一尊英武的铜像，如今已锈迹斑斑。而在民间传说中他的形象依然锃明剔透，邻居道着小名笑他的木讷、较真，又为他当时缺乏机智唏嘘长叹。因冲动而勇猛，为激情所献身，这难道不是流淌在平民血液中的，最质朴因而最具亲和力的英雄气质？

    我记得，车站南边的山林里，墓碑林立，其中有许多我熟悉的姓名。几乎都是铁路职工和家属，是我家的邻居。那些名字老了。那些名字曾经英俊如路徽，有着火车头的轮廓和心情；曾经坚韧如“干打垒”的平房甚至工棚，随时等着为新线开通而迁徙，不觉间竟矗立了一生；曾经鲜嫩如列车员从外地捎来并分发给邻居的时令蔬菜，西红柿或青辣椒；曾经旺盛如哺乳期的乳房，坦然而神圣地面对众多目光，把奶水响亮地射入搪瓷茶缸，端去喂养出乘职工的儿女，溢出来的乳汁润湿了烤在茶缸上的关于纪念安全日的文字。我在小说中把那座坟山称之为“铁路二村”。那些灵魂来自五湖四海，那里的风操着南腔北调……

    多少年来，我家一直住在铁路边，枕着汽笛声入眠，依靠客车的到发来生火做饭。可现在，却听不到列车通过的动静了。窗不响，地不颤，电力机车牵引的列车悄悄地去来，虚幻如不觉间流逝的日子。

    当电力机车女声女气的风笛取代了蒸汽机车奔放的汽笛，我怀念已经逝去的阳刚气十足的日子，怀念为火车沸腾的热血，为火车牵挂的心，生命与钢铁的缠绵，激情与速度的比拼。于是，早在六七年前，我写下这部小说的草稿，为了纪念一些人，一些日子，一些往事。

    火车不断提速，动车组、高铁真正实现了一日千里。与此同时，摧枯拉朽般的城市改造，理所当然地瞄准了一片片依偎着铁路的工人住宅区。正是那些即将消失的简陋而低矮的住宅群，让我猛然发现，这是属于铁路特有的“文化场”！它们珍藏着艰辛岁月的温暖记忆，珍藏着五湖四海的故乡情结，珍藏着蒸汽机时代的精神和情感……这一发现令我激动地推翻原稿，重写了这部小说。

    我愿意用文字为将要拆迁的铁路住宅区的住户们，建筑一座记忆之城，就像冬暖夏凉的红石楼房一样，就像他们用火车拉来的一座座新城一样……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