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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辆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尽管父亲去世已久，但在聂力眼里，父亲聂荣臻的跌宕人生依旧清晰。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他晚年曾说，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命大福大之人。因而，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聂荣臻，人称“福帅”。
“福帅”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
青年聂荣臻海外求学6年
1899年12月29日，四川江津（现属重庆）吴滩场，一户姓聂人家传出婴儿初啼声，这个孩子就是聂荣臻。
虽然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聂荣臻父母仍尽全力让儿子读书。8岁开始，聂荣臻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读书，15岁又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在那里，他接受了开阔眼界的新式教育。
“父亲学习非常刻苦，一丝不苟。他的出生地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聂力说。
1917年，18岁的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1919年11月的一天，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的运作，他与广安邓希贤(后改名邓小平)等热血青年一道，登船远赴欧洲。这一走，他再也没能见上父母亲一面。聂父于1933年去世时，聂荣臻正在中央苏区率军反“围剿”，而1935年聂母去世时，聂荣臻正在长征途中……
从法国到苏联，聂荣臻海外求学近六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聂荣臻回到了祖国，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香港“潜伏”中的爱情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到香港开展地下斗争。长达4年的地下斗争改变了他的性格。“较早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你爸爸在老家、在法国时，是很活跃开朗的，爱说爱笑，后来怎么就变了呢？我知道，这与他地下斗争时形成的保密观念有很大关系。后来的他，惜言如金，不爱讲话，慎之又慎。”聂力说。
在香港，聂荣臻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然而一位秀丽聪颖的女性却让聂荣臻的生活充满了温馨。她就是在香港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共产党员张瑞华。
“后来家里的保健护士问过妈妈：‘您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聂力回忆说：“妈妈笑着说：‘当然是他追我了。他常来看我，找我聊天，我还不懂么？’”
聂荣臻初次对张瑞华表达爱慕之情时，张瑞华害羞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两天，母亲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好像挺严肃，挺严厉……但是，又从未见过他发脾气……他个子挺拔，相貌坚毅，还特别爱整洁……那严厉一点又怎么样？嗨！不怕他！……母亲轻松地笑了，从心里同意了。”
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这年聂荣臻29岁，张瑞华19岁。组织上规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男的每月15元，女的每月7元，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这点收入在香港并不算多，还要不停地外出，生活自然是非常困难。“母亲告诉我，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有一次，张瑞华提出让丈夫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聂荣臻以为妻子想买衣服了，就陪她去了。到了柜台，张瑞华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聂荣臻明白了妻子的意思，又拗不过，可他真的是不想为自己破费，眼珠转了转，便凑到妻子耳边说：“有情况。”他拉着妻子匆匆离开店铺。“等母亲明白这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只能苦笑。”
三次虎口脱险
“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险。”聂力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父亲三次遇险的情形。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事了，从容地离开了。
事后得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聂荣臻刚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自己住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恰巧那会儿父亲不在，躲过一劫。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聂荣臻也要参会。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儿，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父亲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他镇静了一下，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
第三次，聂荣臻遇到了叛徒。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还冲他点点头。聂荣臻知道不妙，如果他上前动手就麻烦了，就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
地下斗争中，聂荣臻还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牺牲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与女儿分离14年
1930年聂力出生。当时张瑞华难产，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里进行了剖腹产。
“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聂力说，“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了。而且，没说几句话又走了。”“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细心人，惟独因为忙，对小时候的我关心太少。”
聂力出生一年以后，聂荣臻就远赴中央苏区，离开了母女俩。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张瑞华带着小聂力，与另一位同志杨庆桂及其子女一起被捕了。一个月后，张瑞华等同志被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
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决定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张瑞华因此需要调离上海，而此时聂力年龄太小，党组织从安全考虑，决定将聂力留在上海，与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聂力开始了历经磨难的童年，她很早就学会了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更要命的是，没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和父母分开时我还那么小，自己也不记得。有人见我没爹没娘，就叫我野孩子。”
帮人带孩子、割麦子、插秧、纺线、织布……这就是聂力童年生活的全部。“有一回在地里摘棉花，不小心扎破了小腿，鲜血直流，我就用泥巴把伤口糊上，后来感染了，又没有药治，不停地化脓，最后都烂到了骨头。”
好在还有毛齐华的老母亲与聂力相依为命。“我想去讨饭，老奶奶拦住我不让去，怕狗咬着我，她自己去。”“我十分感激毛齐华叔叔的老母亲和家人，若不是他们，也许我活不到今天。”聂力说。
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聂力的命运。1938年，他委托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龚饮冰派出两位地下党同志，来到嘉定乡下找到了聂力，要带她到父母身边。
然而，机警又倔强的小聂力却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两个人。“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我要爸爸妈妈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小聂力执拗地大喊。
两位同志怕说多了暴露身份，无奈地离开了。
老奶奶去世后，聂力的生活更加艰苦，十三四岁时，她开始在日本人统治的嘉丰纱厂当童工，直至日本投降。
1946年4月，周恩来派了毛齐华亲自去接聂力。毛齐华先把聂力带到了江苏淮阴，在那里，聂力看到了画报上父亲的照片。也直到那时，聂力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
当年的4月16日，小聂力被带到张家口军区首长们的驻地，也就是聂力父母的住处。至此，分离了14年的一家人终于在泪水与欢笑中团聚。
“当时，我怕认错人，连忙取出放在贴身衣服里的、叶剑英伯伯送我的父亲相片来比对。父亲看出来了，大笑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我就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扑倒在父亲怀里。”
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打好开国第一仗
1949年开国大典，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毛泽东强调说：“这次阅兵是开国的初战，一定要搞好。”
当时，北平刚刚解放，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留下了2万多名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更严重的威胁来自空中。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逃亡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多次派飞机轰炸北平、上海等地。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投下了30枚炸弹，炸死炸伤24人。开国大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这是敌人破坏、攻击的最好时机，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如何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聂荣臻下令，将能调集的高炮部队都调集到北平周围，选择制高点，占领阵地。军委电信总局派出了一支无线电队配属阅兵指挥，如果遇到敌机轰炸致使有线电信中断便立即启用。聂荣臻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因为这个时间，敌机从所占有的任何一个机场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难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
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聂荣臻仍做着最坏的打算。为防止现场马匹管控不好造成踩踏伤亡，他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按照原定阅兵方案，刚成立不久的空军不参加阅兵式。但聂荣臻、周恩来和朱德都不甘心。8月底，他们亲自到南苑机场视察，得到了“可以接受检阅”的肯定答复，并观看了17架飞机的表演。他们回去后向毛泽东汇报，这才决定在开国大典出动空军。
10月1日下午3时，在定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毛泽东摁动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
阅兵式开始。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聂荣臻致军礼并报告。朱德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受阅部队。为此殚精竭虑三个月的聂荣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冒大险来搞核潜艇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指挥领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事业，被称为“科技主帅”。
聂力说：“我梦中的父亲总是这样一个姿势：微微抬起头，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我知道他最想知道什么，所以，从1992年父亲去世后，从卫星火箭升空到‘神舟’飞船上天，每当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我都会到家中父亲的铜像前向他报告成功的喜悦。”
除了“两弹一星”工程，当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让聂荣臻夜夜辗转难眠，那就是，尽早研制出核潜艇，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一个战略制高点。
研制核潜艇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然而当时正处“文革”，许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停工，许多研制项目无法落实。
聂荣臻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电话通知的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那时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6月28日下午，聂荣臻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为大家鼓劲。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阻挠，聂荣臻忍不住发火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为确保科研工作顺利进行，聂荣臻采纳了刘华清等同志的建议，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8月30日那天，聂荣臻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庄重而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所冒的风险极大。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这把“尚方宝剑”一亮出来，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去传达“特别公函”的精神，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1971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下水试航。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对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
“毛泽东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聂力说。
解放初期，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聂荣臻批发的。有人怪聂荣臻，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聂荣臻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1967年初，“三副四帅大闹怀仁堂”，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不教而诛”。聂荣臻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毛泽东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40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聂帅时，毛泽东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一些‘文革’中曾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聂力回忆说。
反感某些高干子弟不正之风
聂力回忆说，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要不了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聂力说，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安心干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时，有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本文选自人民出版社《家国光影》，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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