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党领导下的红色出版发挥了凝聚力量、团结人心、振作士气、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结合不同历史现实，因时应势、因地制宜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出版工作，其手段与措施，其精神与特质，其韬略与智慧，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总结。

    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红色出版见证革命历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着手创办出版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著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先后成立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汉口的长江书店，南昌的文化书社、明星书店等。这些早期的革命书店，有的不单纯仅承担书刊出版发行的任务，往往还是共产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和联络机关。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先后建立了以赣南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闽浙赣、湘赣、赣东北等几十个地方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亦称“苏区”。闽西是中央苏区出版业的发祥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1931年底，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军委机关报《红星》等报刊相继创刊发行，中央出版局作为苏区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的中央管理机构也随之成立。当时出书较多的出版机构有闽西列宁书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和编译委员会、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工农美术社、工农剧社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科、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编审出版科等。据叶再生编制的《苏维埃出版物通览（1927-1937）》表统计，十年间苏区出版书刊有755种。

    苏区出版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出版物的内容往往结合当时宣传中心任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图书出版为例，1930-1931年苏区初创时期，主要出版以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为主的图书、小册子，如《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论》、《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等。1932年是暂时稳定时期，主要出版培养教育军政干部的高等学校教材，如《阶级斗争讲义》、《政治问题》、《武装拥护苏联》等。1933-1934年是反“围剿”斗争剧烈阶段，为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主要出版政策宣传的小册子和鼓动性的革命歌曲，如《劳动问题讲授提纲》、《财政问题讲授提纲》、《土地问题讲授提纲》、《革命歌舞》《苏区新调》、《苏区新歌舞》等。苏区出版物文字通俗易懂，语言活泼生动，群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好。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山东等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据笔者统计，抗战八年时期，延安共有72家单位出版了总计539种图书。其中解放社和新华书店是最重要的两家出版机构，出书数量超过延安出版总量的50%。其他如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华北书店、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等机构，出书数量都在10种以上。

    较之于延安，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起步相对要晚。中共中央一方面下达指示：“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另一方面则派出几批出版、印刷、发行等专业的综合工作组，到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予以协同和支援。在此情况下，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活动，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因而表现在出版物上，承接了苏区出版物注重政治的特点，带有鲜明的党性特征，党报与党刊、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党的历史文献、马列主义著作，被当作出版的首要任务，成为根据地出版物的重中之重。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贯穿着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抗战文艺作品，那些为适应整风运动而出版的书刊，那些为人民军队建设而印制的教材，那些为打击分化日寇、汉奸、伪军的宣传品，那些关于解放区政权建设的论述，以及那些为促进生产、保障供给和传播生产经验的通俗性作品，无不体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的出版物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范围的日趋扩大，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出版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地的新华书店充当了解放区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军。至建国前夕，全国已建立新华书店分支店735处，职工8100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书店，从偏僻乡村到中心城市，从区域之地到全国范围，最终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城市的过程，也是新华书店没收敌方书刊资财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民出版机构纷纷新建的过程。物质条件的改善，大大提高了解放区出版物的印刷质量，原先的油印、石印和土造纸，被替代成铅印、彩印和新闻纸与道林纸。旧貌换新颜，改变的只是出版物的形式，不变的是出版物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服务于战争，服务于宣传，服务于人民政权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沿承着苏维埃政权时期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出版道路，也引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版方向。

    在“国统区”红色出版始终星火不灭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活动，是共产党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的出版事业，构成了同时并存又互为奥援的两条出版主线。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实行“清党”和“分共”政策，国共关系破裂。在随后十年，有共党赤化嫌疑或文化内容左翼的书刊，均在国民政府打击之列，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禁书禁刊事件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共产党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中，既坚持不懈又讲究策略地开展着出版活动，除了直接创办了诸如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地下或半地下的书店外，更见影响的是秘密领导了像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等一些以民营书店面目存在、因而可以公开出现的出版机构。

    另外，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参与乃至于予以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以及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出版阵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尤其是抗战初期，“全国各方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各种政治理论读物，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在抗战初期的汉口、广州等地，曾有相当数量的出版；虽然随着以后形势的变化，这些著作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与查禁，但始终不曾在大后方禁绝。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馆，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合法的新闻机构，也是共产党在大后方出版发行书刊的重要阵地。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共产党领导的民营出版机构，在抗战初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一度在国统区发展快速，后来虽受当局的打压和摧残，但依然一息尚存于政治的风雨飘摇中，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出版活动。

    红色出版逆境中成长折射人心向背

    作为政党主导的红色出版，不管是在先前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二十余年一路风雨兼程下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显示了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一样坚强与坚韧的秉性。

    1926年2月4日，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上海书店。192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专门针对共产党书籍的《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先后成立了新闻检查所。1933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实行全面的新闻检查制度。据张克明辑录的资料统计，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间，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的书刊目录计2000余条，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和宣传马列主义及苏联革命历史的著作。

    在红色政权直辖下的出版机构，由于敌人的经济与物资封锁，出版条件十分艰苦。苏区出版物的印刷基本以油印为主，个别还有木刻和手抄的。瑞金就曾用木板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在延安时期，边区纸张供应存在较大缺口，造纸工人用马兰草土法生产的纸张代替，不得已时甚至节制书籍的印数。油墨来源出现断绝，则以松树自烧烟灰，轧制油墨。印刷设备陈旧落后，只能因陋就简地以油印、石印，甚至传统木刻的方法印书，同时派人前往西安和上海，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购买铅印及其他现代印刷器材，一步步向前改进。这种坚毅勇为和艰苦朴素的出版作风，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红色出版之所以在逆境和困境中生生不息，从本质上说，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与成功的执著追求与坚定信念。早在中共一大决议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中，主管出版的中央局宣传部主任李达，就以广阔的理论视野与过人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重大构想。在出版条件异常艰苦的延安初期，延安解放社调用了当时最为主要的出版资源，先后翻译出版了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以及20卷本的《列宁选集》、5卷本的《斯大林选集》。中共中央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现实理论需要以及达到的思想高度。“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任务”。这样的认识和实践，贯穿于红色出版过程的始终。

    红色出版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国统区的红色出版活动，由于处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厉监视与审查之下，书店往往以商业面目作掩护，所出书刊或者内容呈现“灰色”，或者发行通过秘密渠道，或者装帧改头换面“伪装”。在那个年代，国共两党间关系的分合变化，成为影响国统区出版环境最敏感的因素，共产党出版组织据此判断大局，把握出入进退的尺度与时间。在国共合作较好的抗战初期，读书生活出版社及时抓住机遇，在国统区推出了三卷本的《资本论》，创造了中国国统区出版史上的奇迹；而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遭受国民党政府蓄意打击与破坏、几近奄奄一息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下，一面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精神，妥善疏散安排人员；一面将“书店划分一、二、三线三条战线，以便生存和斗争，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或更改名称，化名自营；或变化方式，实行投资合营；或从事副业，以丰补歉，策略性地做着化整为零的工作。这样的出版策略和路线，一直坚持运用于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彻底结束。

    从整个民国出版史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出版算不上是出版的主流，出版的数千种书刊与整个民国出版物十余万种的巨大数量相比，比例也不算大，但它的影响却巨大而又深远。首先，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出版是民国时期政党出版的杰出代表，具有某种出版类型上的典型意义，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出版作风，其紧扣时局、灵活变通的智慧胆识，其思想鲜明、一以贯之的精神理路，都值得后人领会与学习。其次，红色政权下的红色出版氤氲而成的出版传统，成为新中国出版的真正源头，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新格局，至今影响犹在。而在当时，多少青年学子奔赴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其中很多是受到了进步读物的潜移默化和感召。当年国统区最著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基本上采用商业化运作的方式下，出版图书2000余种，期刊70种，若没有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绝难取得如此可观之成绩。正是从这无言的巨大支持中，折射出了一个时代人心之向背和思想潮流之变迁。共产党之得人心而得天下，也能从出版的角度见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