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话剧演出。没有专业的剧场，演出场所就设在村委会广场的中央；观众们或坐在临时摆放的长凳上，或席地而坐，那些没有地方坐下的人，就比肩接踵地站着看；没有专业的舞台，舞台就是一辆简陋的流动舞台车，上面是用布幔围成的演出空间；没有专业演员，26位演出者全部是村里的藏族农民，脱下干活时穿的服装就上了排练场；没有专业的演出服装，演员身上的服饰多是从爷爷奶奶的旧衣箱里翻出来的；没有专门的道具，包括镰刀、背篓、油壶等等在内的舞台用品，多是演员从自己家里带来的；甚至，没有事先准备好的专业剧本，据说脚本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西藏各地广泛上演的《赤来多吉三代六口人的故事》，但剧本已不慎丢失。这次演出是村里几个老人根据回忆，重新拉出的故事梗概。

    但是，这台由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的藏族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话剧”，却丝毫没有影响演员们和观众们的观演热情。甚至，这一跨越了专业化演出的戏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获得了更为饱满、旺盛的生命力量。《农奴泪》的排演是由克松村64岁的白玛云旦老人和村里其他几个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一起筹划的。演出人员中年纪最小的16岁，最大的42岁，全部来自这个村庄。尽管枯燥的走台、对词，让习惯了劳作的村民们有些陌生，但没有人叫过苦。他们夜以继日，从早到晚的排练热情中夹杂着从父辈那里汲取的情感。扮演赤来多吉的白玛扎西说起排练的事激情澎湃。当得知自己被确定为主角时，他开始很担心，害怕演不好。好在岳父岳母当年都参加过这部戏的排练，他虚心向老人请教，进步很快。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买来电影《农奴》的光盘，看了一遍又一遍，一招一式地模仿学习，直到把主人公的形象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饰演贵族的久美司卡经历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表演体验。在排练时间里，他每天七点就起床，除了每天早晨九点到下午六点的规定排练时间外，他自己在家也经常练习，嗓子哑了就含上一颗喉片继续排练。全剧中，管家的戏份、台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扮演的一个角色。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把每句台词每天至少要背十五遍，白天练，晚上练，就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说台词。

    与参演热情相比，观众们的观看热情显得更为高涨。观看现场披着节日盛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数面彩旗、横幅挂满了街道两旁。藏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孩子们的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他们的表情跟着戏中人物的命运一起行进。当看到食不饱肚、衣不掩体的农奴们手脚戴着镣铐，不分日夜地劳动，却不时挨骂被打时，他们哭在一起，当看到解放军解救了这些农奴，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时，他们笑在了一起。克松村今年82岁的西洛老人看完戏，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快解放时他也是农奴，他的父亲没有过一天“人”的生活，被农奴主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从一家卖到另一家，父亲先后被卖过6次。有时做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鞭笞毒打，父亲最后也就因为这些原因早早去世。他说：“剧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这让我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已有一把年纪的村民仲多老人和许多观众一样，看演出时不停地擦拭满脸的泪水。仲多老人说，“话剧里演的是旧社会我父母那一代奴隶最为悲惨的苦难生活经历。我比父母幸运的是，当我开始长大的时候赶上了民主改革，逐渐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看演出时泪留满面的，还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山南地区职业技术学校高二学生白玛卓嘎说，不仅是他，还有他身边许多许多的同学都流泪了。可以说，这一活动，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一个民族的成长。

    这种台上台下群情振奋、交流互动、共同创造的演出效应，让我们看到了，当话剧由“小众艺术”重新回到“大众艺术”中，当这种戏剧演出活动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感知系统中时，是多么受欢迎！是多么富有魅力！那是话剧独有的、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艺术魅力！而且，它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戏剧从业者所孜孜以求的那种剧场效果，那种互动式的观演关系，不一定非要在专业化的演出过程中才能发生。戏剧可以是专业化的艺术形式，也可以是非专业化的群众活动。况且，这种非专业化的演出活动，也许更能体现出戏剧的意义。因为，戏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仅仅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形式，而且是对社会方方面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一剧目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创作”与演员、与观众个人“生存状态”之间的切近关系。这种创作方式，与此前我们习以为常的话剧常规式创作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它以对历史现场和生活现场的逼近和浸入姿态，真实而质朴地记录了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前农奴制度下艰辛、悲惨的生活景象，并在这种记录中。也许，恰恰是这一作品在人物刻画、情节设计，乃至舞台呈现等方面的业余化性质，突出了生活的质感，拉近了作品与观演者之间的距离，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那段野蛮历史的现场感和原生状态，使人们无法把它当做一个戏剧来看待，来欣赏，而是在对这一艺术媒介所营造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认同中，跟着它走进那个人类历史上最残忍也最灭绝人性的“农奴制”时代，走进一个民族肉体和内心的双重创痛之中。

    强化，或者说拉近了这种关系的是情感。“如果再不把这部话剧排出来，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感到非常遗憾。”这部作品的主创白玛云旦的慷慨陈词中，有一种感动在翻腾着，这是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个中人才能产生的热望。“我的爷爷是奴隶，受尽了苦，民主改革后，成为了村里的积极分子，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还参加了话剧《赤来多吉三代六口人的故事》的演出，成了村里乃至整个西藏由农牧民自编自导自演话剧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扮演贵族的久美色格如是说，话里话外铺溢着几代人细水长流般的情怀。“看这出戏，像是在体验爷爷奶奶等祖辈们真实的生活”，昌都完全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德吉这样表达着自己的观感。或许，正是这种演者和观者同根同族的血脉情感，给了这个戏以鲜明的定位和特色。因而，当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当那首熟悉的歌曲“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回荡在演出场所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人们才会真切地体验到阴霾被阳光撕裂的过程，从而真诚地融入这种巨大的炽热的集体的情感之中。（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