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本报高兴地推荐数学奇才张肇基的传奇经历。国家出台《义务教育法》后,数以千万计的“学困生”不必离开学校了,却因为没有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仍然“学不下去”。能不能探索出让“学困生”不再畏难的教学方法?能不能让探索者有舞台,有作为,有后劲?本文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不久前,人大附中书写了一项空前纪录:为本校一位数学教师连续召开了两次“数学教育零失败”论坛。
75岁的坛主张肇基,用他几十年心血研究出的数学教学法,在人大附中二分校(原蓝靛厂中学)实验了一年。结果,在这所典型的薄弱校中,实验年级数学优秀率提高了12倍,及格率提高了两倍。问卷调查显示:30%的学生把数学列为第一喜欢的学科,40%的学生进步最大的学科是数学。
更让大家惊叹的是这些学生的精神面貌:过去见了老师连头都不敢抬的“学困生”,落落大方地以“小教官”的身份去指导包括校长刘彭芝在内的专家、教师们学打“数学扑克”;他们侃侃而谈,自豪地用亲身经历向现场专家、领导介绍张爷爷的“数学零失败教学”。
全场震撼。
没有几个人知道,气质儒雅的张肇基老师,一年前还是个无单位、无收入、穷困落魄的无业游民。他有着怎样坎坷的经历?又是怎样走进全国赫赫有名的校长、数学教育家刘彭芝视野的?
数学奇才曾是典型“学困生”
“您的采访让我又想起我恐怖的童年。自从上学之后,因为成绩总不及格,手心常被打肿,还要受同学的欺负。小学就留级,初中又留级,为此曾和同学结伴逃到杭州……我总有一种恐惧感:不知我这个处处不如人的人将来怎么过活?所以我特别同情和理解今天学校里的‘学困生’,想把一生都用来救这些孩子。”
出差途中,记者收到张肇基的短信。
那次采访,张肇基追述:初二时的暑假,他们几个“学困生”聚在一起,谈起初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成立了学习小组,公推张肇基当组长。张肇基想,当组长就要帮同学,自己就要先学会。他每天先自己学,然后去给小组的同学讲。到了初三,张肇基成了班里的数学尖子。
“虽然当时父亲的历史问题让家里愁云惨雾,但学习好了,我的整个精神面貌就改变了,每天高高兴兴。”
后来他多次对记者说:“我最理解‘学困生’,你要让他活得自信、愉快,什么办法都不如让他看到自己的学习成绩有提高。”童年的经历成了张肇基日后创造和推广“数学零失败教学”的最大动力。
高中毕业,张肇基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成了苏步青的学生。后来他在“数学零失败教学”中,让“学困生”当“小组长”、“小教官”,这招经常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就缘于童年的这段感受。
大量“学困生”的处境催生“数学零失败教学法”
张肇基在农场放过马,种过地,后来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在北京市朝阳区第48中教数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第48中和周围其他中学的大部分生源，来自附近各个村。
在上海长大的张肇基发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读到初中了，连小数、分数的运算规则都没弄清。当他们面对有理数符号的变化、代数整式计算的时候，就更是错得一塌糊涂。各次考试50%以上的学生不及格的情况很平常。后来他又到过很多农村校，情况大致如此。初一数学学不好，影响的不仅是成绩，更重要的是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很多学生之所以后来成为“学困生”，多数是从数学的失败开始的。
几年教下来，张肇基感到用传统的教法实在很难让“学困生”理解那些数学概念，便研究出了一套“数学扑克”，让学生在玩牌中理解和掌握初中数学中最核心的基本概念。
实验取得了明显效果：很多“学不会”的学生学会了，对数学充满恐惧的孩子对数学扑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一位家长带来她的儿子向张肇基求助，说孩子小学毕业了连加减乘除都不会。张肇基就让他和几个同学打数学扑克。玩了几把之后，忽然，那个孩子高兴地发现：“原来底下的数越大，结果越小！”——他用自己的话说出了数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一个分数的分母越大，在分子不变的情况下，其值越小”。有的孩子说：“怎么打扑克时，数学就这么好学了呢？”由于数学扑克需要掌握相应的数学知识才能玩，会玩的同学就要教会与自己搭伙的同学才可能取胜，于是形成了最初的“数学零失败教学”中的“合作学习”。
1998年，课题《数学扑克》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三等奖。
现行考试成为拦路虎
正当张肇基准备高歌猛进时，拦路虎出现——他的“数学扑克”不能在每次统考中都体现出效果来，校领导提出：继续实验的条件，是在下次统考中立竿见影。这是不可能的。1997年，他从所在的学校辞职。
“这不是数学扑克的错，而是现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有问题。因为数学扑克是为‘学困生’掌握义务教育最核心的知识设计的。而现行的考试，将各种类型的试题放在一起，笼统地以60分为及格标准，无法体现学生掌握核心知识的程度。而且，从玩牌中对数学概念的理解迁移到做试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张肇基说。
张肇基还有一个切身感受：“学困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就像长跑，只要最后能达标就行，不一定每圈都做一次结论性考核，那样会使成长过程较长的“学困生”，途中受到太多的打击，往往没等跑到终点，就因失去信心而放弃。
他开始认识到，只发明学具，不改变评价手段，教学改革就会夭折。
从1998年到2002年，他又研究出了一种新的考试体系。这个体系在内容上不仅同时适合对“学优生”和“学困生”知识和能力的检测，而且在形式上，除了期末考，其余每次测试，不管最初考了多少分，只要能改正错误，成绩就会在原有基础上上升，体现张肇基“把考试作为学习的过程”、“不让考试制造失败者”的理念。至此，“数学零失败教学”体系的主要部分基本成型。
多年后，他用一部近几十万字的实证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他的数学教育思想。
艰苦卓绝推广路
辞职后的张肇基开始“行走天下”，推广他的“数学零失败教学法”。
推广之路极其艰难，这首先与他的身份有关。此时，张肇基已是“无业人员”，以这样的身份去推广一项重大教学改革，不仅不容易取得对方信任，还容易产生误解：认为他是来混“饭票”的。的确，当时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母亲去世前留给他的一点钱，和人家可给可不给的讲课费。虽然学校很需要科研课题，但大家更愿意去做有高校或各级教研部门背景的课题，不仅有科研经费，还容易获奖，这比让一个无业者来做实验“保险”。
广东、浙江、山东、广西、河北、安徽等省市的许多农村校、薄弱校，张肇基都去过。“我是无业者，但我是个干事的人。”这是他的口头名片。为了消除误解，他总是事先声明：“学校不用花一分钱，让我做实验就好。成功了荣誉算你们的，没效果我就走。”如果哪个学校给他个实验班，他就感激不尽，自己花上数百元印发实验教材、题库，自己上课、培训教师，自己在附近租房子住。至于开工资，他想都不敢想。即使这样，他仍得不到起码的尊重，致使实验常常得不到正常的配合。
伤心到极处时，他曾对朋友说：“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你把有价值的东西拿给人家看，人家却不能理解你！”
人生难得是知己
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支撑张肇基走下去的，首先是他的信念：国家出台了《义务教育法》，数以千万计的“学困生”不必离开学校了，却因为没有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仍然“学不下去”。他坚信，自己找到了解决“学困生”这个难题的办法。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支持他的几位挚友，其中贾中裕和朱家华是关键的两位。
贾中裕，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当年曾与张肇基同在第48中任教。十几年来，他从未停止过为这位仁兄奔走呼号，不少人都是因为他的仗义、善良和宣传，加入了帮助张肇基的行列。
朱家华，贾中裕的大学同学，退休后，被刘彭芝返聘到人大附中，担任全国优秀校长培训基地主任。他通过贾中裕认识了张肇基。在张肇基最困难的时候，他和贾中裕去张肇基做实验的山区学校听课，为他撑腰打气；在张肇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帮助四处联系实验校。他与苦苦支撑的张肇基有过十几万字的电子邮件往来，对实验中的问题进行切磋，为完善“数学零失败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大附中有了“肇基教学法研究室”
一个偶然又必然的机会，谨慎的朱家华向刘彭芝推荐了张肇基。刘校长决定见见这位传奇人物。
2010年3月22日下午两点，校长刘彭芝、书记王珉珠，以及朱家华、贾中裕，与上午应邀赶到北京的张肇基在人大附中校长室见面了。
简短的身世、经历叙述，已使性情中人刘彭芝动容。
接着，刘彭芝接过张肇基递上的一份2000多字的《肇基教学法中的三把斧》，逐字逐句品读。
其他人静静地等待。
深厚的专业功底，使刘彭芝很快读出了让千万数学“学困生”走出困境的希望。
感动、敬佩、惊叹。刘彭芝与王珉珠当场决定：让张先生在人大附中安家！
刘彭芝亲自给后勤部门几位领导打电话。仅仅40分钟的见面，张肇基就结束了大半生的漂泊，做梦般地在人大附中有了房间，有了饭卡、电话卡、交通卡……
一切都那么温馨。刘校长要为张肇基开工资，却让老先生很担心：以往在下边学校实验，要经常回上海准备材料；人家给你开工资了，你再来回跑，校长能理解吗？
一天，他给刘彭芝发短信：“我要回去，望见面。”
“下午两点上班见。”刘彭芝立刻回复。
下午，张肇基告诉刘校长，他要回上海做些准备才能开始实验。
刘：“多久？两星期够不够？”
张：“两个月。”
刘：“就两个月吧。”
在世人怀疑、歧视的目光中生活了几十年的张肇基，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用人不疑”。
人大附中成立了“肇基教学法研究室”，并把人大附中二分校作为张肇基的实验校，还配备了得力的管理班子。一年后，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本报记者 宋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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