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林：探究泥与火的文化奥秘

    “我是一名中华文化的潜游者”，面对记者，年逾花甲的书画家杨士林掷过来这样一句话，有分量，有深度，让人琢磨好一会儿。

    “潜游”讲的便是这位早年成名的书画家，遁世20余载而不见影踪。而前不久杨士林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场名为“天工清新说宋瓷”的讲座则泄露了老人家这二十年的轨迹——寻着全国凡能找到的古代瓷器窑址去探究那泥与火的艺术陶瓷的奥秘去了。

    杨士林头衔有很多，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会员，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安徽省书协理事，安徽省书法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他的经历更堪称传奇：早年弃政从文，中年潜藏不出，自甘寂寞，沉醉艺文，诗文书画考古鉴赏相互打通。同这样一位文化奇士交谈，他能够带你领略地域的广阔，体察时间的纵深，感悟文化的厚重。

    要听从内心的选择

    安徽凤台，地处淮河流域，是道家文化的孕育地，这里的文化到处留存着老庄思想的印记，生于此的杨士林从小便在道家文化氛围中成长。小时候，杨士林尤喜在夏天的晚上躺在打麦场上看星星，“你看那些星星有的疏可跑马，有的密不透风，而这样的布局便是大自然的美。我们的先人创作的书法艺术不正是如此吗？”他喜欢在自然中寻找最初的艺术灵感，“就像古人那样，他们离自然最近，对自然的感悟也就最深刻，最真实。”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总能触发他的思考。

    到了35岁，杨士林开始聆听内心，他说，要学会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杨士林的选择就是读书、写字为业。1987年，蚌埠市成立书画院，杨士林受任主持书画院的工作，全心投入艺术创作中去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杨士林的一个朋友去北京看望赵朴初，带了他的册页，朴老看了册页后，给了很高评价。

    随着杨士林书画技艺的不断精进，他的作品不仅在安徽名噪一时，还多次在日本、香港展出，为行内所称道。

    然而，杨士林并没有激流勇进把自己的书画作品推向市场，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无论同古人还是同今人相比，他觉得自己欠缺的东西还很多，一方面是技法不够完善，有些想表达的东西表达不出来，再就是知识结构和个人修养不完善。他说，人到了一定阶段，要明白自己站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用脚步重写一部陶瓷史

    中年的杨士林，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酒情跳荡，市上呼驺；诗兴癫狂，坟头拉鬼”的文句，迷恋上了郑板桥。这，正好吻合了他那时的心境，如同找到了一面镜子，比照到自己的影子。寻踪郑板桥，成了杨士林踏上学术之路的第一步。

    杨士林遍读关于郑板桥的书籍与资料，仍觉不足，他认为只有踏遍郑板桥的故里和旧游之地，嗅一嗅那里的空气，方能着笔写作。杨士林从郑板桥的出生地兴化，到他潦倒客居的扬州，再到他读书的天宁寺（即今天的扬州博物馆）以及郑板桥所有为官之所，杨士林都跑了一遍，搜集下不少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两本广受欢迎的著作，一本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传》，另一本是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评传》，后来两本书都在台湾出版。

    有了这次的研学经历，杨士林便一发不可收拾，深深地潜游入精深异常的中华文化之中。1992年以后，他不仅从各种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甚至也有意和艺术界保持距离。杨士林对于古代陶瓷有了一种格外的偏好，他说：“面对古人的器物，可以触摸到他们的情感，读懂他们的心。”此后二十年杨士林的生活大多围绕着窑址铺展开来，只要书上有的、听说过的窑址他都跑遍了。江西、河南、河北、浙江，杨士林不惧远行辛苦，单江西景德镇他就去了70余次。

    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让他对书本上很多记载和学术界约定俗成的一些观点有了颠覆性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瓷器只有见于著录的才是正宗的，而杨士林调查发现，即使是战火纷飞的1948年，景德镇瓷器烧造量最少的一年，数量仍然相当可观，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有多少，民间流传的又有多少，书本的记录是远远不足的，这都尚不为世人和学界知晓。只有实地考察才能厘清我们的宝藏的烧造及蕴藏的实况。尤其是近三十年瓷器出土及流散状况，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这在杨士林的脚下成了现实。

    杨士林偶然在一本名为《明中都》的书中里看到，中都城在洪武二年至洪武八年长达六、七年营建过程中，烧造了大量琉璃及瓷砖瓦和装饰构件。杨士林判断，这段时间恰恰是元代瓷器向明代瓷器转变的阶段，于是他就带着学生去中都城寻找标本，当时还没人关注那里，当地人看到他们满地里翻找瓷片，就笑话他们是捡瓦碴子。然而，就在别人的不理解中，杨士林采集到了大量标本，还在一个农民的房屋墙上发现了极为珍贵的洪武釉里红龙纹瓦当。就这样，杨士林收集了大量的瓷器标本，并出版了《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这一着先鞭的学术著作，引起学界震动。

    身处清幽，却不避忧思

    杨士林结束长达二十余年的窑址考察后，选择来到北京。在他看来，北京是一个“台风眼”，外面喧嚣异常，里面却宁静清幽。颇具“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意味。字画创作，瓷器鉴定，精研学术，杨士林每天的生活一如往常平静，但是此时的他却因为古玩市场的失范和一些人对“艺术创新”的曲解而忧心不已。

    让杨士林痛心的是，无休止的炒作，让艺术市场走入了迷途。在不久前的一场拍卖会上，清代的瓷器价格远超宋代，乾隆年间一个官窑瓶子竟然卖到5.5亿元人民币，这个价钱可以买几卡车宋瓷！但在民国时期，一件宋瓷可以换几车清瓷，现在竟然完全颠倒了。

    杨士林看到太多因为过分商品化而废掉的作品，也看到太多忙于在市场上经营自己的艺术家。在这样的风气引导下，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水准，变成了看他的作品能卖多少钱。“问题在于艺术品不是单纯的商品，许多一流作品被低估了，三流作品反倒卖出一流的价钱。比如说古代某一作品曾经拍出1.69亿元，其实此件作品的作者，在当时充其量也就是位三流画家。而这幅画作之所以能够价值逾亿，只是因为上面有乾隆的题跋。”杨士林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炒作。对于创作者而言，会导致困惑：我们创作的原动力在哪里？是按照内心的冲动来创作，还是跟着市场的导向走？”他不断地呼唤，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

    “创新”对于艺术界而言，是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是如何创新？怪相频出的艺术界，创新变成了随意发挥的理由。“很多人直接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说这是创新。也许对国内家乡父老而言是新，但是在中西方艺术的天平上，这个新就不能成立。这便要求我们从更高的水平上俯瞰。让我们的艺术有纵深感，承载更多的历史。”杨士林这么说，也这么做。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作一名文化的潜泳者，“只有这样，你的艺术，你的学术才能有厚度，有分量。”杨士林说。

    （本报记者  柳  霞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