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歌剧,一唱就是50年,她就是红色经典《江姐》。6月下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在四川成都演出5至7场,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
这是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歌剧是歌唱艺术皇冠上的明珠,2007年,国家大剧院刚落成,就选定《江姐》为首演歌剧。这一年10月1日至6日,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第五次复排的歌剧《江姐》,在那里连续演出7场,军内外观众达1.5万人之多。著名剧作家、《江姐》的编剧阎肃说,每场演出没有人提前退场,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演出人员谢幕数次,但观众仍久久不愿离去。最后,全场几千人在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合唱《红梅赞》……
今日红梅花更红。一个取材于几十年前的革命故事,一部首演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何以经历五次复排,仍历久不衰?
“三化”催生《江姐》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3年困难时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社会上很需要坚定信念、提振信心的文艺作品,为党提一提气,为民鼓一鼓劲。著名作曲家、歌剧《江姐》的主创人员羊鸣回忆说,当时,在陈毅同志参加的一个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文艺作品要“寓教于乐”;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向文艺界明确提出,文艺创作要坚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审美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文艺创作环境下,空政文工团的阎肃、羊鸣、姜春阳、金沙等几位30来岁的年轻人干劲十足,开始创作歌剧。当时,小说《红岩》十分畅销,阎肃认为江姐的故事天生就是一个写歌剧的好材料,于是,他提议写《江姐》。
阎肃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重庆度过的,对他来说,那里的生活、戏曲都烂熟于心。他利用探亲休假的时间,用18天就一气呵成将小说《红岩》改编成歌剧《江姐》。
看了《江姐》的剧本后,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提出8个字:精雕细做,打造精品。他找到阎肃说,在莫斯科看歌剧《卡门》,里面的歌非常好听,《江姐》也要写一个。开始,阎肃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但刘亚楼说让江姐的丈夫唱还行,给毙了;后来,阎肃想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红梅象征革命,于是,他把应一个上海朋友的稿约而写的一首歌《红梅赞》拿了出来,结果,刘亚楼当场拍板:就是它了。
回忆《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我们写了8个不同版本,改了20多遍。直到空政文工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的演员唱、孩子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我们心里才有了底:这首歌肯定能流行。”
“雅俗共赏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总结歌剧《江姐》的创作经验,羊鸣说有两句话最重要:一是不要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二是不要忘了广大人民群众。
“80后”挑重担
歌剧起源于意大利,19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从简单的歌唱故事走向用音乐戏剧等综合艺术手段展演人生境界。《江姐》将这种西方的艺术形式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戏曲表演结合起来,是一个大胆的创新。阎肃认为,歌剧《江姐》唱段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音乐中充满大量民族音乐元素,契合中国人民的传统审美习惯。
为了寻找《江姐》的音乐魂,羊鸣、姜春阳、金沙等用一年时间到全国各地采风,他们博采众家之长,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川剧、越剧、沪剧、婺剧、评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四川扬琴、金钱板等民间说唱音乐。羊鸣回忆说,当年,他卷起铺盖先跑到山西的半民间剧团“混”了两个月,又两下四川,沿江而下至江南。所以,《江姐》的音乐中不但有河北梆子里的“梆子碎”,川剧中的“帮腔”,还杂糅了越剧、婺剧等地方剧种的大量独特元素。
阎肃说,除了搜集音乐素材,创作组还学习民间乐器的使用、乐队的组成。《江姐》被定义为民族歌剧恰如其分,因为她采用了大量民族音乐素材和乐器。
歌剧《江姐》派生出的艺术门类很多,当时,全国各剧种和剧团都不约而同地学习或移植歌剧《江姐》进行演出。阎肃回忆说,武汉就有7个剧种11个剧团学习或移植了歌剧《江姐》。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将歌剧《江姐》拍成电影。
首演至今40多年来,空政文工团五次复排《江姐》,但每一次复排都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坚持、秉承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和崭新艺术理念,不断进行编创更新与艺术“升级”。
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80后”王莉,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她把美声唱法的元素融入到民族歌剧的演唱中,这是歌剧《江姐》又一次创新尝试。羊鸣评价说,王莉是历代江姐扮演者中声音最美、表现力最丰富且极具现代感的一位。
空政文工团团长杨月林说,第五次复排《江姐》,在舞美设计上采用国际一流的舞台技术,利用多种光源辉映营造的戏剧环境更加真实感人、磅礴壮观;在音乐风格上,在保持原有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打击乐风格的同时,加入管弦乐以增加音乐的厚度和色彩;剧本比原来减少2600多字,去掉部分时代烙印浓重的口号式对白,剧情变得更加紧凑。
共产党人信仰的代名词
在十年文革中,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歌剧《江姐》也停演了,文革初期还被批判为毒草。阎肃回忆说,剧本里有“二十年后看世界,知是谁人坐天下”一句,被人揪住,说是有变天思想。毛主席知道《江姐》被批判为毒草后说:《江姐》,我看不是毒草。十年文革结束后,空政文工团于1977年即复排歌剧《江姐》。
1964年,歌剧《江姐》公演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群众,都十分喜欢,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经常在开大会时带领大家唱《红梅赞》;当时,一些商品上,比如说暖水壶上印上江姐人物像,手绢上印上《红梅赞》,阎肃说,这些他都见过,人们对《江姐》的喜爱和认同可见一斑。
在一份杂志组织的“影响新中国青年的十大英雄”投票活动中,江姐作为“信仰英雄”列居榜首。空政文工团政委杜文彪说,歌剧《江姐》和歌曲《红梅赞》,让更多的年轻人理解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事实上,“江姐”已成为共产党人信仰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江姐与战友们诀别的场景,在低沉的二胡声中,《红梅赞》的音乐以极慢的节奏缓缓响起时,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边擦泪一边低声哼唱;“80后”的年轻观众们也深受感染,热泪盈眶。杜文彪说,2008年空政文工团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巡回演出,每场演出结束后,大学生们纷纷拥到台上与演职人员握手并激动地说:没想到这么感人,我们受到了一次理想信念的洗礼。
“嘉陵江畔傲雪梅,一曲丹心献青春。”信仰的力量历经时空的变迁而不衰,以《江姐》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歌剧奇葩历久弥新,将继续绽放光彩。(本报记者 陈劲松 特约记者 李国文 通讯员 万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