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附近一家人

    2011年5月的一天，上海，外滩钟楼，指针摆过5点。

    曙光初照。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孙中山故居、《新青年》旧址、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高楼大厦，环列淮海路及其支马路。

    淮海路一条弄堂里，87岁的俞葆桢伏案设计一块社区黑板报，内容：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的“一大”至今的历史，和他的家史叠印了。

    玻璃板下的照片，是一张去年儿孙们给他和老伴庆祝“钻石婚”时照的全家福。

    旧上海

    （1941—1949）

    俞葆桢是绍兴人，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3年后——1924年。

    17岁那年，父亲做工的厂子遭日机轰炸被毁，全家断了生计，父亲一急，眼睛失明。俞葆桢只得带着14岁的妹妹投奔在上海的叔叔。

    读过几年书的俞葆桢到和大棉花贸易行当起了“练习生”（学徒），很快得到了赏识，负责每天抄录路透社和华尔街的棉花行情。由于是“洋买卖”，需懂洋文，俞葆桢白天做练习生，晚上就去泰晤士大楼上夜校，英文和日文都学。很快，满口绍兴话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会说不少洋文的精明伙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不再，上海全面沦陷。

    俞葆桢失去了那份工作，辗转找到一家煤炭行做事。军警欺侮、官商压榨，日本人的刺刀让人恐惧……俞葆桢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头。

    1949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徐家汇的枪炮声响了一夜，19岁的宁波姑娘林月娥紧张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大早，给大户人家看孩子的她推开窗户，看到院外街道的两侧，或坐或躺的都是解放军。

    半年前，林月娥就听老乡说，共产党解放军快要来了。“盼啊盼，没想到今天一下子就碰到了。”像见了熟人，林月娥大方地招呼他们进来喝口水，一个领头的战士，起身腼腆地摆手谢绝。

    那年，林月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盼解放的俞葆桢。

    新生活

    (1950—1978)

    俞葆桢和林月娥的新生活就此展开了。 

    1950年5月14日，俩人结婚，参加了上海解放后首场青年集体婚礼。婚礼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由民主人士马公愚主持。

    俞葆桢第一次穿上打领结的洋装，牵手林月娥，和其他39对新人一道，接受人们的祝福。

    “我谨代表陈毅市长，祝你们白头偕老，为新上海的建设多作贡献！”夫妻俩记得马公愚的浙江口音很浓。那时的上海，刚经历“银元”、“米棉”的考验，百废待兴。“当时号召节约，10人凑一桌，两块钱一客的茶点作喜酒。”      

    肇州路200弄一间14平方米的旧式弄房，成了新房。里弄成立了居委会，弄堂里的住户就像一家人，俞葆桢感觉很踏实。 

    1954年的一天，两名干部来到俞家，一番推心置腹地交谈后，俞葆桢很是兴奋。原来，全市开始进行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上海市燃料总公司。作为私营企业中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俞葆桢被吸收进燃料公司工作，并成为转变“身份”人员中学历最高的。一想到自己干的工作，还能为新中国作贡献，俞葆桢既新鲜又激动。虽然由于改革需要，身为业务骨干的俞葆桢，工资却要从之前的一百多块降到四十多块，但他并不觉得吃亏。

    俞葆桢负责到各工厂核定用煤量，当时上海用煤极紧，这权力不小，他工作起来一板一眼。

    “给公家做事，更不能含糊。”不久，俞葆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林月娥也找到了新的角色。她开始在居委会工作：宣传动员、核定口粮、卫生保洁。林月娥没想到自己没什么文化，还能做这么多事。

    她热情助人，积极工作，1961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婚后第二年，夫妻俩有了第一个儿子俞雷良，1954年和1957年，又有了俞国良、俞伟良两子。

    一家人

    （1978—2002）

    “文革”结束，俞葆桢经过漫长等待，终于如愿入了党。他很兴奋，想：“这是肯定，也是督促，要珍惜。”就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总出差。家中里里外外全靠林月娥一个人。

    1977年，居委会涨工资，分5元、7元、9元三档。林月娥工作表现突出，大家一致推举她最高档。林月娥对领导说：“我家困难少，把最高档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1978年，俞葆桢和林月娥的第一个孙子俞骏出生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先后成家。大儿子俞雷良是“老三届”，1969年去黑龙江虎林县插队，一呆就是12年。国良、伟良先后参加工作，一个在633研究所做机要通讯员，一个在上海第二袜厂做技工。国良还很快入了党。俞雷良每次回上海，都要叮嘱两个弟弟在单位要努力，要好好表现。

    1983年，单位分给俞葆桢一间房，16平方米，算是对他一辈子工作的认可，全家都很高兴。1985年，俞葆桢退休，但很快又被返聘了5年，兼干会计和宣传。

    1986年林月娥也退了。退休前同事发现她有一堆还没来得及用的调休单，街道领导知道后，特地给她加了一个月工资。虽然退下来。但弄堂里谁家有个什么事，还愿意找她。  

    老两口退休了，儿孙们则一步一个台阶在进步。

    1995年孙子俞骏参军，完成了奶奶的一个心愿。当年，梦想当兵的俞国良因心跳过快，体检没合格。这一次，林月娥专门到征兵办说：“我孙子17岁，明年想当兵。”人家说：“今年就可以，来填表吧。”就这样，俞骏开始了在井冈山的军旅生活，做了一名雷达兵。

    俞骏记得，出发前，奶奶满脸严肃：“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要把党入了。”入伍5年，俞骏一直把奶奶的话记在心里，一年一张奖状，很快入党并当上士官。复员那年，南京路的上海百货公司，从众多上海籍的复员老兵挑走8人，俞骏是其中之一。没过两年，他就当上了柜台组长。

    2000年，二儿子俞国良看到周围朋友都出去闯荡，自己也坐不住了，辞掉了公职，应聘到大众汽车保险公司。三儿子俞伟良则从工厂出来又去了企业，很快成了单位骨干，还被派到捷克去学习，后来专门负责企业的广告装潢、新品发布，常往珠三角一带跑。

    2001年和2002年，国良、伟良各自买了新房。俞国良选来选去，觉得浦东开发快10年了，后劲更大，就定在了浦东。俞伟良的房子则在浦西，100多平方米，还选了个23层，老两口听后觉得太高，可俞伟良认为高层视线好。

    俞国良的儿子俞毅峰做软件，在公司里独当一面。俞伟良的儿子、俞葆桢的小孙子俞霖炜是“90后”，正在东华大学读大三。有些腼腆的俞霖炜，已经是学校的入党积极分子了。

    全家福

    （2010—2011）

    俞葆桢退休金每月2300元，林月娥2100元。儿女孝顺，没有什么可愁的，两位老人开始为一些事情花起了心思。

    解放前在棉行抄报行情的经历,让俞葆桢对股票很喜欢。他每天都要步行半小时到合肥路上的营业厅看大盘。虽然是老股民，俞葆桢却依然喜欢“短平快”，为此没少“割肉”。林月娥有些埋怨：“我还想攒钱给孙子留学用呢。” 

    2010年，全上海都在迎世博。老两口想：“虽然岁数大了，但还是能做些事的，何况都是党员。”

    就这样，一个忙着为社区画板报，一个为当平安志愿者做准备。

    俞葆桢画起板报来一点不含糊：设计版样、拟稿、绘画，每一步井井有条，80多岁的手依然能利落地写出漂亮的花体英文。卢湾区区委书记徐逸波听闻80多岁的老同志画世博板报，专门登门慰问，称赞他是老党员发挥余热的表率。为了“创作”好社区的黑板报和宣传栏，俞葆桢自己花钱订了好几种报纸，看到好文章就剪贴下来，已坚持7、8年，攒了几厚本。

    林月娥也就等5月1日了。可事有不巧，4月14日，她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只得休养数月。躺在床上看世博会开幕式直播时，老人有些难过。

    老伴躺在床上，俞葆桢只能由儿子陪着，一个人去逛世博园。高温之下，俞葆桢的身体一度让家里人很担心。但老人竟然一口气看了28个馆，问起哪个馆印象最深，“才老好额！”（上海方言，意为“都很好”），自己倒说不清了。没当成世博志愿者的林月娥，世博会后赶忙参加了社区志愿服务队，每个周日都值班，老人说了，要弥补点遗憾。 

    儿孙们忙碌着各自的生活，全家人能聚在一起，是老两口最开心的事。每年春节，老两口提前几天开始准备年夜饭，12个冷盘，4个热炒，从来没变过。后来，三个儿子轮流做东，在酒店吃饭，老两口也是兴高采烈。

    2010年5月14日，老两口60年钻石婚纪念。儿孙们在上海有名的王朝酒家摆了两桌，俞葆桢82岁的妹妹俞春仙来了，怀孕的孙媳妇也来了。餐桌上，一家人照了张全家福。2010年11月，俞骏家生了个女孩儿，取名叫俞典，俞家四世同堂。儿孙辈都是男孩，曾孙女的到来，让俞葆桢和林月娥喜出望外。说起现在的生活，老两口很感慨：“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知道现在的珍贵，都是党给的。” 

    2011年5月底，俞葆桢终于画好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第一期黑板报，落款时，俞葆桢有些兴奋，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张幸福的全家福。

    近处，“一大”会址熙来攘往。

    远处，外滩悠远的钟声与黄浦江的汽笛声响成一片。（本报记者 甄 澄 颜维琦 曹继军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