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
寒潮过后的南京现出一丝暖意。
这天,是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学专业4名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的日子。早上7点45分,62岁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博士生导师严高鸿第一个走进教室。
答辩开始。博士生刘大勇论文陈述后,严高鸿用了15分钟讲评他的论文。严高鸿虽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但他对这篇论文的讲评十分精辟、到位。
10时05分,会议休息。一起参加讲评的教授王林看到严高鸿脸色暗青,连忙带他进了教室对面的办公室,让严高鸿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10分钟后,博士生曾嘉的开题陈述开始,严高鸿强忍不适回到评委席。
10时28分,王林发现,身边的严高鸿轻轻晃动了一下,身子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目……两小时后,医生在诊断书上写下:心源性猝死。
“能感动孩子的人,一定能感天动地”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
这是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老弟”指的是他的学生何进。
严高鸿是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思维学科带头人之一。不知从何时起,学院各个专业的博士论文开题、答辩,都少不了要请他参加。只有他参加,大家心里才踏实。
他那天能不能不去?“不可能!”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乾麟说:“如果不参加,他就不是严高鸿了。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他一贯的信条和习惯。”
在严高鸿去世前的一周时间里,他的胸部和背部疼得厉害。在部队医院工作的毕业学员何进,得知严高鸿的情况,打来电话告诉他,“八一”医院刚刚引进一台先进仪器,效果很好,协调安排他18日前去检查。可是18日正赶上新闻系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为了参加这次论文开题,白天忙于繁重学报工作的严高鸿,那几天连续利用晚上审阅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有一万五千多字,4份论文看一遍下来,再批注上修改意见,需要几十个小时。他天天都要熬到深夜。
“严教授是个学术上的长者,看问题,眼光犀利,提建议,中肯智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教师何畏说。何畏是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答辩时,受南京大学邀请,严高鸿担任她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对她帮助很大。在严高鸿的心里,今天的学子是党的思想传人,所以不管校内校外,只要是力量所及,严高鸿都一样倾全力帮助。
开追悼会那天,很多年轻的学生痛哭失声。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部长何怀远说:“能感动孩子的人,一定能感天动地。”
严师之美,学高德鸿。
2006年,沈根华博士进入南政院博士后流动站。根据要求,沈根华需要带着课题,可沈根华手上一时没有研究项目。正在他为此犯难时,严高鸿将一个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课题摆到他的面前。
和谐理念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它的研究需要极其丰富的资料,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严高鸿带着沈根华跑遍南京的图书馆,从卷帙浩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整理出几大捆有关资料。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和谐理念有了新的论述,严高鸿会立刻找来与沈根华一起研究。靠着这种劲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20余万字的书稿打磨成形。
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的老作者。2000年6月,他撰写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一文寄到编辑部,严高鸿发现他是个不错的“苗子”。
从那以后,两个人开始了长达8年的倾心交流。方永刚不止一次地说,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道路上,严教授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他是一名真正的理论战士”
“他是一名真正的理论战士。”严高鸿相知多年的战友汪维钧教授说:“高鸿教授的理论信念坚定、清醒,所以他不惧权威,不人云亦云。”
严高鸿从不做理论的“墙头草”。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学术界一些权威学者掀起的错误解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断的思潮,他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果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的论断,并在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辨证唯物主义研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这一论断至今仍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面对人类大规模开发自然引发的生态危机,他对传统教科书中关于地理环境的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在《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不断纳入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他的观点,在哲学界、社会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被有的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活?资本主义还朽不朽?社会主义还行不行?这些问题困扰着学生们。严高鸿忧心如焚,陷入从未有过的痛苦之中。经过短时间的苦恼之后,他决心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此,严高鸿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艰苦的调研。在一次调研途中,他们乘坐的轿车被一辆装满水泥的拖拉机迎面相撞,好在他除了胸部、臂部肌肉被撞击拉伤外,别无大碍。
调研回来不出半年,他们摘编出版了一百二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研究资料,开出120课时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在国际共产主义的严冬季节,这门课像一股春风,吹散了学生们心灵的阴霾。
1991年的早春,海湾战争打响,全新的战争观念和作战样式,使严高鸿受到强烈震撼。从此,他走进军事哲学新领域。严高鸿一面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的军事篇——邓小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出版了《邓小平国防建设方法论》,同时与当时任院长的毕文波教授一起,带领博士生逐一研究世界大国的军事战略及其军事战略思维,凝结出这一领域研究的学理精华——《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饱含着毕文波、严高鸿两位教授的爱国之心、强国之志和卫国之谋,成为我国军事思维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猛烈而又隐晦。严高鸿以他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感，立即由军事哲学领域跨向一个新领域——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
他刚刚写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一书，就离世而去。
这部书稿成了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
何怀远回忆起严高鸿用他那握笔吃力的手，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书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情景，十分感慨：“党有这样的理论战士，就一定有思想的万里长城。”
“远离名利，但不远离现实”
理论是一个国家的智慧，思想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而刊物是理论和思想的寄托、传播和培育基地，编辑是这一基地的守望者。
严高鸿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13年，对自己和编辑们的要求是“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每次校对清样，怕眼睛看花，他就用尺子一行一行地压着校。长年笔耕，使他的手指肌肉严重劳损，必须用无名指和中指夹住笔管。严高鸿日夜打拼，使得《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以最庄严、最纯静、最亮丽的面目出现在思想世界的星丛中，去年，在上千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比中，《南京政治学院学报》蝉联“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严高鸿常说：“远离名利，但不远离现实。”他从事理论研究、教学和传播30多年，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考验面前、在波诡云谲的军事斗争准备中，眼光始终盯着重大现实课题，将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一起镌刻在他坚守的阵地上。
在伪科学沉渣泛起时，他所领导的学报，在全国期刊界率先开设了“揭批法轮功”专栏。在马克思主义受到曲解和功利性解读时，他所领导的学报从2000年开始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专栏，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尊严。
严高鸿对稿件的社会效果，总是精心判断。就在去世前的几天，一位朋友推荐一篇论文，文章提出一些盲目示强的主张。他对编辑部的同志说：“我们的国家富了，军队也强大了，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学报不能发表这类用西方思维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稿件。这类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3年里，《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刊发了近4000篇论文，新说新论无数，却没有出现过一篇有政治错误和泄密问题的文章。
严高鸿是创新思想的发现者、呵护者和推举者，对投给学报的稿件，即使质量不理想，他也总是热情鼓励，提出修改意见，许多稿件他改得密密麻麻，红彤彤一片。他说：“这类稿件不少，基础差，但思想新，有价值，值得帮。”
严高鸿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作为课堂，延伸到部队，延伸到社会，延伸到青年学者的身边。他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作为桥梁，架向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的书案，让他们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能进行思想与心灵的沟通。
本报记者 温庆生 本报特约记者 刘国顺 本报通讯员 项修阳
短评
理论卫士的生命赞歌
如果说严高鸿教授的一生像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就是一首优秀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生命赞歌。
严高鸿为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牺牲在教学岗位上。他执教认真、治学严谨,是学生心中永远的“人生导师”。
严高鸿理论信念坚定、清醒,坚守理论工作者的“魂”,从不做“墙头草”,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尊严。
严高鸿身兼学报主编,恪守“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的编刊精神,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
严高鸿教授,一生谦虚低调,默默耕耘。而当人们将他生活中一个个貌似平凡的足迹串联起来,才发现这位党的理论老兵的人生不平凡。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相信严高鸿唱响的生命赞歌,会引领千千万万个党的理论工作者,踏着他闪光的足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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