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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佛法东传中土之后，伴随其传播与发展，佛教逐渐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诸多学人对其进行研究和弘播。但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未能有一部涵括中国佛教传布历程的佛教通史问世，成为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大缺憾。日前，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教授主编的15卷本、近700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佛教通史研究的空白，标志着近百年来历代学人编撰佛教通史的夙愿得以最终完成。该研究成果利用浩如烟海的佛典文献和前贤成果，梳理出佛教近两千年的历史脉络，涵盖了中国佛教方方面面的内容，其对于总结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鉴于此，本版今天刊登一组专家学者对于《中国佛教通史》的述评，以期为读者了解这一学术巨著提供帮助。
《中国佛教通史》直面观想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杜继文
对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研究，发端可能较晚，最早多参照日人的著作。纵观过往，由于佛教经籍和派别繁多，所涉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范围广泛，加上历史久远、内外联系多头、教理繁奥和信仰多元，少数人很难担当起综合或总结这全部历史积累的重任来。而现在，由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赖永海教授主编的这部700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已经可以摆上读者书桌，完成了前辈几代学人未曾实现的愿望，实在可喜可贺。
这部“通史”的完成也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在整理和研究传统佛教文化方面的长足进展，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想想看，如果没有共和国的强大和人民的日益富裕以及国家对文化的关切、扶植和投入，这个庞大的工程如何能够完成？
该项目的作者主要是中青年人，多数是赖永海教授和洪修平教授的学生。这表明在对佛教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国家教育系统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南京大学在这方面给人的印象很深。我们相信，他们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有创见、更有分量的成就。
撰写各类通史，似乎是当今的一个趋势，这是因为，社会太需要对诸如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等文化思潮的系统了解了；也因为当代的信息多元，其量难计，所以人们很希望有个基础性和准确些的知识可供参考。据主编介绍，《中国佛教通史》的撰稿人都从事过有关科目的专题研究，并依据他们的专长分工执笔主编而成，可见专题研究也是“通史”的必要准备。现在“通史”的编撰告一段落，更上一层楼的专题研究有了一个良好基础，期望能在教义理论层面继续深入挖掘和分析探索——这也是我个人的偏爱，因为对教义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有助于训练如何正确的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而言，虽然“通史”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佛教与儒、道的关系，中国汉传、藏传、南传三种佛教形态以及它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进行“比较”仍显不够。如果条件许可，希望作者今后能够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
理清东土佛史 重建民族文化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陈兵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以断代史、专门史形式编写佛教史的，代有其人。近20年来，我国的佛学研究蓬勃发展，多所大学、佛学院培养出数以百计的佛学人才，佛学研究深入到方方面面，具备了编写高水平中国佛教史的力量和条件。这一工作终由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教授承担。
该课题为国家“985工程”建设的重点课题，其聘请22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编写组，经过5年多的努力，将一部煌煌700万言、共15卷的《中国佛教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巨著贡献于国人面前。品读该部巨著，感到它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内容全面，结构严整。“通史”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通史，时间上，从印度佛教创立讲起，由佛教经西域输入中土，至1945年结束，跨度两千余年；空间上，遍涉当今我国疆域内各地区、各时代的佛教，虽以汉传佛教为主，也包括西域佛教、藏传佛教、近代台湾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等等。在中国史的大背景下，展现了佛教弘传的各个方面：不仅详述译经、著述、义理、宗派、僧团等教内行事，还评析政教关系及佛教与儒、道、神灭论者、天主教等“外道”的互动关系，等等；不仅详述“精英佛教”，而且详述“民俗佛教”。
二是客观公允，评价中肯。“通史”取理性、中立的客观立场，不落入佛教界常见的宗派偏见，保持了史家应有的求实精神，并不失思想深度，寓史观于史实，骨子里透出一种中国佛教“圆融”精神的影响。这种写法，既符合学术规范，又照顾到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及佛教与儒、道等的关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是学风严谨，水准颇高。“通史”可谓国内外多年研究的结晶，充分采用了前人的成果，对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说法，予以采纳，或列出各种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尚有争议的问题，如《起信论》、《楞严经》、《仁王经》等的真伪，则在总结前人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全书虽然体系庞大，而毫不空泛，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皆相当深入细致。故无论从宏观看，还是从微观读，都具有颇高的学术水准。
中国佛教发展历程的多维观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麻天祥
由赖永海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的问世，弥补了学术界在中国佛教通史领域的空白。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突破，也是南京大学作为新的佛教和佛学研究重镇的重大贡献。
首先，“通史”是中国学术界在佛教通史方面的巨著。这部15卷本的鸿篇巨著呈现并论述了起自佛教初传中土迄于20世纪40年代，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历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通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都有相当数量的笔墨，并不像以往的佛教史研究，大多对宋代以前的佛教史着墨较多，而对宋代以后的佛教或简单介绍、一带而过，或根本不涉及。此外，“通史”对一些过渡时期的佛教都有专章或专节的介绍，这样就把整个佛教史贯穿起来，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佛教的全部历史进程。
其次，史论结合，展现了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佛教。“通史”充分吸收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和论述了佛教与各个时代的王朝政治（包括历代帝王的佛教政策）、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俗信仰等方面的关系。以赖永海教授为主导的“通史”编写组成员不畏史料之繁多纷杂，广搜精求、探赜索隐，以翔实的史实为基础，不惜笔墨地展现了中国佛教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呈现不同时期佛教原貌的同时，交代了其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原因，显示出“通史”编写组驾驭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佛教史的巨大气势与扎实稳健的学术功底。
第三，“通史”本着教理兼容、史论并重的原则，不仅以史实为基础论述了佛教组织、佛学宗派兴起、发展、变革、衰落的历史过程，而且详细地分析了各个时期的佛学思想，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例如在处理佛教史中的重要人物时，“通史”既对其生平事迹、译经活动、著作成果、门人弟子、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又侧重对其佛学思想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注重展现当时代的佛学水平和特征。
第四，“通史”在大量吸收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同时，编撰者们对某些学术问题并不乏自己的独到见解，这进一步提高了“通史”的学术价值，也使得“通史”无论在思想论点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有不少创新之处。
我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新进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 魏道儒
作为国家“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一项重大成果，赖永海教授主编的15卷本《中国佛教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通史的面世，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新进展，因为动用了这么多人力，铺展出这么大篇幅，对上起佛教初传、下迄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佛教进行全景式描述、全方位考察，这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第一次。
近十几年来，佛教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除了以往人们比较注重的经典、义理、派系思潮的研究之外，在佛教艺术等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通史”全篇所涉及的丰富内容，正是反映了我国佛教研究的这个发展趋势。“通史”各卷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佛教时，不仅详细梳理该时期佛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制约佛教发展演变的各种社会要素，而且对佛教文学艺术、仪轨制度、传播流布等方面的问题也都予以关注，尽量描绘出有立体感的、动态感的佛教全景图。从整体上说，“通史”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我国佛教研究的进步。
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进行，总是与一批青年学者的成长相联系；科研成果最终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总是与参加项目的青年人素质相关联。用科研课题去锻炼青年学者，让青年学者在完成课题中成长起来，已经是许多教师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参加“通史”撰写工作的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或本世纪初毕业的博士，他们所承担的内容多是博士论文的延伸和进一步拓展。可以说，“通史”的编撰很好地把出成果与出人才结合了起来。“通史”中的不少内容，是几位承担者勤奋十几年的研究结晶，基本能够反映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达到的新水平。
赖永海教授在“通史”总序中说，他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通史”的修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计划反映了主编者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客观求实的精神。因为随着读者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通史”中作者们原本意识不到的一些不足和缺憾会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修订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坐标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韩昇
新春伊始，佛教学界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就是《中国佛教通史》出版了，圆了国内佛教学界有一部由国内学者编撰的、完整的佛教史的梦。
近代以来，诸多大家都努力为佛教史建立学术规范，使之成为近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撰写一部系统规范的佛教通史便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从教内外到国内外，大家都在努力，但此前都未能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这说明编撰佛教通史甚为艰难。
由于中国佛教通史涵盖面非常之广，至少要从宗教、思想、历史和艺术四大领域专门探讨、有机整合，才能揭示佛教从印度到中国渐次传播，并随各地域民族、语言、文化而不断糅合的多样性演变。因此，中国佛教史的编撰无疑是一项宏大的事业，必须调动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听说《中国佛教通史》隆重出版，我又惊又喜；书到即读，更加惊叹：
首先，该书在规模上是以往所有佛教史都不能匹敌的。以上提到的四大领域该书均有大篇幅讨论，对于密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等也作了详细叙述。在时间跨度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直到1949年止，历经两千余年；在空间范围上，叙述从印度经西域、南海进入中国，进而述及东南亚和朝鲜、日本，可以总揽佛教的世界性传播。
其次，该书主线清晰，纲举目张。如此宽广的知识叙述，如果主线不明，将变得驳杂泛滥。我觉得这部通史有两条主线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佛经和历史为纲，一方面，“通史”系统地介绍了各部重要经论的中心思想，介绍其汉译的经纬，之后到弘法传播、开宗立派，佛教一波又一波地渐次传入中国，作者把这波澜壮阔的画卷清晰地展示开来；另一方面，“通史”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儒道二家的论战、与世俗伦理的冲突、与王道政治的关系等诸视角和多层面，把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兴衰过程及其内外原因清晰地显现出来。
佛教史千头万绪，顺着这两条主线整理，就呈现出了层次丰富、脉络分明、内容精彩、血肉相连的一部鸿篇巨制，给中国佛教史研究确立了新的坐标，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
继踵前修 再辟新境
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 刘泽亮
积五年之功、众人之力，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中国佛教通史》，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贡献：
“通史”作为“佛教”的历史叙述，首先自然要立足于“佛教”本身，要反映佛教的信仰、佛教的生活、经典以至仪轨制度的变迁。其次，作为佛教的“历史”，则要立足于扎实的史料考辨，厘清佛教流变的基本事实，“照着（佛教的历史）讲”。再次，作为佛教的通史，要做到既“通贯”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时间，又“通贯”汉传、南传、藏传三大语系以至台湾佛教的范围。可以说，“通史”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名副其实。
“通史”洋洋15卷，凡700万字，以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民国为四个时间段落，在不枝不蔓地勾勒各个时期佛教流变整体风貌的同时，又清晰地展现出佛教本土化、宗派化、伦理化以及居士佛教与人生佛教等理论侧重点。
佛教史旨在还原、展现佛教发展本然的历史；但是，佛教史料又往往是异常复杂的，很多问题通常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史”在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上，主张史论并重，采取既继踵前修，又勇于提出自己有理有据独得之见的做法，保持了清醒的学术自觉，可以称得上是整合目前学界成果，同时又能代表当前学术水平的一部学术版通史。
中国佛教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三教互动互渗、相互影响的历史。“通史”将佛教流变置入三教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对隋唐以来三教关系的梳理与定位尤有特色。例如，“通史”关于宋元佛教伦理化的论述（参见“通史”总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3—4页）突破了以佛教说明佛教的藩篱，点醒了隋唐佛教权实、方便究竟之说的理论源由，点破了宋元佛教的总括性特征及其与近现代人间佛教思潮的关联，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属宏观视野下的真知灼见。
“通史”的出版面世，可以说了却了全球佛教学习者、研究者多年的一个夙愿。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看到既有完整叙事，又有华丽转场的修订本的出现。
首部综括性的中国佛教通史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吴言生
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能毕，最好由一个学术团队进行集体攻关。虽然目前中国佛学界人才济济，但事不孤起，仗缘始成。要完成这样一项重大工程，除了必须有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团队外，还需要有一位学养深厚、眼光通透、其德其才足以胜任的主脑。南京大学的赖永海先生，勇担重任，借国家“985工程”之助缘，组织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经历５年多的砚田笔耕，心田修炼，终于编撰出这部煌煌巨著，了却了几代学人的夙愿，可谓是佛教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这部“通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其题名“学术版”所体现的“学术性”。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进路多样，视角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意义的诠释过程中，不同立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诉求重点也各有不同。“通史”的编撰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现代学术特点，标明本“通史”是“学术版”，以相当敬畏与审慎的态度对待学术观点的最终结论。在每一个专题问题上，“通史”一方面尽量全面体现出现代学术的成果和歧议，一方面又谨慎踏实地表达出编撰者自己的观点。如此一来，“通史”一方面维护了学术研究和争议的开放性，一方面又尊重和凝聚了每一位研究者自身的智慧和心血的独到性。
“通史”秉持学术的公正态度，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佛教史的全貌。如第五卷，在众多的佛经中选择《圆觉经》、《楞严经》、《仁王经》的基本内容进行详述。这三部著作实际上是影响中国佛教甚巨的经典，但在近代以来却被疑为伪经而遭到一定意义上的否定。“通史”首先从史实出发，辟专章来介绍，给予其必要的历史地位，进而从学术角度对其疑伪问题进行辨析，体现了撰著者的独立思考精神。第八卷中，“通史”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隋唐时代的僧官制度、经录史学成果、寺院经济、三教关系、佛教徒的生活和信仰、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佛教的文化艺术等，这些是以往佛教史类著作鲜着笔墨的。但正是这些方面，才得以展现佛教史发展的全貌，使得读者藉此获得的不是感觉的臆断，而是对客观史实的真切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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