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上午,北京亚运村东侧一座红顶白墙的藏式建筑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暨中心成立25周年大会”盛大开幕。大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向与会者介绍着藏研中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倾力打造中国藏学研究新一极的历程。
出生于西藏江孜一个贫寒农奴家庭的拉巴平措,他的出身和现在的社会地位、学术造诣,是六十年来西藏社会历史变迁的生动例证。
西藏和平解放后,农奴的孩子拉巴平措被选送到北京深造,成为新西藏第一代大学生。他在西藏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他家原来的领主吉普·平措次登也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这对在旧西藏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的主人和农奴,在新西藏以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担任如此重要的公共职务,真实反映了新旧西藏的人权状况。
2000年,拉巴平措成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头人。对于新西藏60年来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他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西藏和平解放把这样一个古老、封闭、保守的中世纪社会拉进了20世纪的现代社会,从此，现代文明像一股春风吹遍了雪域高原,唤醒了西藏人民消逝已久的生活热情和无穷的创造性。
西藏大发展催生了藏研中心
“大约17世纪开始,国外开始有学者研究藏族,经过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独特学科‘Tibetology’,即藏学。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设有藏学研究机构,拥有近3000名研究人员。虽然藏族在中国,藏学的根也在中国,但在那时,相比之下,中国的藏学研究落后于西方。”藏研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向记者描述了中心成立前中国的藏学研究状况。
国外学界之所以专门开辟了藏学这一学科,其道理在于:世界上只有一个青藏高原,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地方,一个顽强的民族生存发展着,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历史与悠久的文化,这其中的奥秘对于整个人类都有重大价值。
1985年12月2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巨擘在致中央领导的信里,动情地写道:“我们今天谈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等,如果不把其他兄弟民族,首先是藏族的哲学和佛教搞清楚,能称得起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吗?
我们现在编印中华大藏经，如果不把藏文、满文和蒙古文的大藏经都包括进来，能称得起是中华大藏经吗？在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中，古代文化宝藏之丰富，藏族是首屈一指的。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给世界的学术研究增添了活力，给世界文化增加了新内容。藏学的研究，如果加以提倡，也将兴旺发达。”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藏区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藏族人民的生活进入了崭新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弘扬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对西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亟须进行更加系统、深入、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新变化、新情况，迫切要求中国藏学工作者研究新课题，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观察与解释。党中央和各界有识之士意识到加强藏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央从战略高度决定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986年5月20日，藏研中心在京隆重挂牌成立。82岁的老人廖祖桂曾任藏研中心下属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参与了中心初期的筹备，亲身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于藏学研究的大力支持，“那时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全力支持，比如1985年全国只批准成立了两家出版社，而藏学出版社就是其中之一。”
为西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评价说，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为中国的藏学发展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机遇，“在新中国，藏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藏学界有了凝聚力，一个面对全世界的平台也搭建了起来。”
筹建之初，虽是刚刚起步，中心学者们积蓄已久的能量和活力喷薄而出，用最短的时间铺下了中国藏学研究的重要基石。1987年1月22日藏研中心呈报中央的第一份年度工作总结中，记录了短短7个月内中心的10项重大工作成绩，如：草拟了全国藏学研究规划，确定了中心重点课题、藏文《大藏经》对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复制了西藏档案馆提供的重要藏文历史档案资料等。
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的藏学研究中心成为藏学研究的巨大磁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研学，将中国的藏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设在藏研中心楼里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成就展”上，令世人慨叹的一项项学术硕果，诉说着25年来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者的辛勤与荣耀。25年，中心建成以科研为中心，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服务、书刊出版、文化展示、信息传播、医疗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藏学学术机构。中心主办的北京藏学讨论会、藏学珠峰论坛等成为国内外重要的藏学研究平台，编辑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中国藏学年鉴》和大量汉、藏、英文图书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水准与繁荣。
在基础类研究和应用类研究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花开并蒂，成就斐然。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典籍丛书，藏传佛教各教派都将《大藏经》的内容作为僧人学习的基本知识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历史上藏文《大藏经》形成了不少写本和木刻本。藏研中心完成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对勘录入编校工作，选择了其中8种木刻版本，《丹珠尔》对勘本共有4种木刻版本全部对勘。国内外藏学专家称赞这项工作为“伟大的文化工程”。5月24日，首部《中国藏学年鉴》正式发布，《年鉴》一推出就受到国内外藏学界的重视。
而立足于现实应用的《西藏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挑战与机遇：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研究》等重大课题，被各级决策部门高度赞誉为西藏的发展稳定提供了重要而及时的智力支持。
让中国藏学走向世界
“中国是藏学的家乡。西藏和其他藏区在中国，我们拥有最多的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拥有丰富的各种语言文字的研究资料和实物资料。这一切，不仅是我国藏学研究的源泉和基础，也吸引着国外藏学界纷纷要求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所长郑堆对于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外交流、合作的前景十分看好。
郑堆是从雪域高原走到内地的藏族汉子，从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起步，他又走向了世界。他负责的贝叶经国际项目，被德国学者赞为“开拓了宗教研究新纪元”。他编校的藏文版《世间慧眼洛丹喜饶传》由维也纳大学出版，他还撰写了英文版的《西藏大译师俄·洛丹喜饶之研究》，他的学术论文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宣读。“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藏学有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就提出以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拓展中国的藏学研究。1987年，中心成立第二年，就邀请了日本藏学会会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中根千枝教授来访问，她成为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位外国客人。此后，藏研中心发挥自己的藏学研究领头羊职能，积极协调、带动中国藏学界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合作。
在藏研中心的协调、带动下，中国藏学界的对外交流日益活跃。我国藏学家经常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藏学家来到我国，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郑堆认为，“我们的藏学研究已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并在一些领域掌握了话语权。”
站在二十五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藏学研究中心梳理着不算长亦不短暂的时光之路，蓄势待发，正向着更为高远、更为广阔的目标铿锵前行。
本报记者 柳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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