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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山东诸城孙福祥、孙万红、孙凯，三代人，所经历的故事就像蒙太奇：孙福祥在庄稼地里捡枪交组织，孙万红被丹麦专家要去一枚党徽，孙凯去英国学金融。中景：18辆大卡车，100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话外音：“老孙家的第三代长起来了……”
党旗下，从独轮车到大卡车，整个诸城、山东、中国，在前进。
5月23日下午，山东诸城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合作社内一片空地前，47岁的孙万红久久地站立着。
明天，他梦想中的“集约化养殖区”就要掘下第一铲土了。为此，一下飞机，他就赶到了工地。
过去7天来，他在北京参加了“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笔记记了满满一本；现在，他要把这些最新的养分，输送到他带领乡亲们筑起的“水貂王国”中去。
孙万红，山东诸城市密州街道十里社区党委书记，47岁，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合作社理事长。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5天前。合作社办公室里，冒雨侍弄水貂回来的孙万红浑身透湿，眼神却是亮晶晶的。正值母亲节，他本打算回家陪老父老母吃顿饭，却忙不开，只好让妻子刘洪岩带着儿子孙凯去了。
和人称“貂头书记”的孙万红相比，他92岁的老父亲孙福祥在家乡更有名望。老人近年牙齿松脱了，咬不动爱吃的花生米，隔三差五地，就有村民把花生炒熟碾成粉，拌上白糖，端来给他吃。
爷爷：民兵队长
（1945—1964年）
1945年割豆子时节，青年民兵孙福祥和两个同伴在庄稼地里捡到了三把枪。
县志记载，是年9月5日至9月8日，山东八路军第二路军歼灭伪军张步云部4000余人，解放了位于胶济铁路东段的交通要塞——诸城。
孙福祥捡到的枪，正是伪军逃窜时落下的。八路军一来，他家也分到了五亩地。打小给地主家种地、牵牛，战火一起又被伪军抓去修“围子墙”的他，终于翻身了，还成了新民兵，每天操练、巡逻，蛮神气。
可民兵没有枪。这下可捡到枪了，他想：交给组织，说不定配我一把呢。但两个同伴不这么想。想拿枪给还乡团，换钱花。
那咋成？枪一定要交给咱八路军！孙福祥劝不动，转头报告工作队，然后带着几个民兵上门收枪。一审问，还牵出另一个想给敌人交枪的，也收缴了。
孙福祥被评上了“民兵模范”，不久又当上了民兵队长。1947年春，他在村头草垛后宣誓入党，介绍人是工作队的女同志乔义。念誓词时，他激动得上下牙老“打架”。念叨了那么久“毛主席，大救星”，现在可算加入毛主席的队伍啦！很快，他被提拔为城北联防队长，维护周围十来个村的治安。
正干得起劲，上级一位马姓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去青岛当内线，开展地下工作。孙福祥不情愿，可组织上让去，有啥可说的？他回家补了补破褂子，告别媳妇和两个女儿，匆匆上路。先步行，再坐船，糊弄过一道道关卡，三天才到青岛。
其实，孙福祥的至亲就在青岛。他7岁时，新寡的母亲为生计所迫，把他留在姥姥家，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牵着两岁的女儿，到青岛一户地主家做奶妈。
孙福祥通过母亲找了几份活计——鞋匠、菜贩、看大门的，最后，被推荐到国民党军官方连长家当厨子。
孙福祥手脚勤快、伶俐清爽，做饭又对方连长胃口，加上总找机会套近乎，慢慢和方连长熟悉了。他发现方连长人不坏，言谈间还有厌恶内战的意思，就伺机讲一些话，试探着劝他。
一次，孙福祥到大窑沟送情报，不慎被捕，敌人没搜出什么，却不愿放人，是方连长赶去把他保了出来。
孙福祥想策动方连长带部队投诚。眼看差不多了，1949年5月，解放青岛的战役打响，方连长突然奉命撤离。孙福祥跑去拉着他的手，劝他留下：“共产党来了，我给你作证。”方连长苦笑：来不及了。好在孙福祥的工作依旧起了作用——整个战役中，方连长的部队未向解放军放一枪一炮。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孙福祥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公安员，又先后做过武装队长、乡委书记、村书记、支部委员、贫协主席，再没离开诸城。
爸爸：搞市场经济
（1964—2005年）
1964年，最小的儿子孙万红出生了。孙福祥把解放后分到的三间土屋接上一间，夫妻俩带着三男三女六个孩子安稳度日。他母亲和二弟、姐姐还生活在青岛。二弟做过木匠、鞋匠，解放后进入青岛饮食服务公司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退休后，回到家乡。
孙福祥带领村民“战天斗地”。农忙时节，大人在前面干活，孩子们跟在后面。再大一些，放牛、拾小麦。孙万红嗓子好，孙福祥就叫他每天去村头的大喇叭上唱歌，给大家提神鼓劲。
几个孩子都上了学。大儿子孙在民高中毕业，铁了心考大学，却没考取，三十好几才回乡务农。1984年，孙万红高中毕业考上技校，三四个月后被选拔到山东工业大学、青岛化工学院。
没读过书的孙福祥很支持孩子上学，每隔半个月就推一车白菜去五公里外的集市上卖，卖得两块钱，便送到学校给儿子当生活费。
1988年，孙万红毕业了，被分配到人造革厂当技工。两年间，因为肯吃苦、技术好、头脑灵光，实现了“三级跳”：从普通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生产厂长、技术厂长，1990年被派到诸城皮鞋厂当厂长，还入了党。
1982年、1989年，孙在民和孙万红分别有了儿子。孙福祥给两个孙子起名“五星”、“红旗”，孙在民采用了。孙万红说：“给孩子叫孙凯。”
1997年，已经当了七年皮鞋厂厂长的孙万红陷入两难。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红火之后，厂里的各种问题暴露出来，经营陷入亏损。而同时，村里“下海”富起来的“能人”们也让他心动。
家里的土屋太老旧了，孙福祥和儿子们合计，准备盖四间大瓦房，“院子要大一些”。9月12日，新房动工了。当晚，孙万红躺在工地旁的小棚子里，14寸黑白电视里报新闻，党的十五大开幕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十五大报告里说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发展，要搞活，非公有制经济要鼓励，我听着听着就从床上坐起来了。”
2000年，皮鞋厂迎来改制，孙万红拿出早就做好的市场分析与计划，带头转产一种国际先进的鞋用中底板，不久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纯收入达到每年200万元左右。
致富：貂头支书
（2005—2010年）
2005年，公司运转得越来越好。正在这时，十里堡的乡亲们找来了：村党支部书记去世了，他们想请孙万红回去做支书。
孙万红犹豫。公司收入可观，他也滋润惯了。可最后还是没架住劝，搁下公司回村了。
全村党员都在欢迎新支书，只一个人不同意：孙福祥。在他看来，儿子不懂农活：“他知道什么时候种小麦，什么时候种玉米？”86岁的老支书仍然很有威望，但这次，大家没听他的。
2005年7月1日，孙万红上任了。
先治理环境，把“脏乱差”典型村变成了花园村，然后带乡亲们致富。2006年，他牵头成立了“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号召合作养水貂。群众不愿报名，他就动员党员先树“样板”。一年下来，“样板”们富了，平均每户增收10多万元。群众争着入社，“一不小心，搞出个全国最大的水貂基地”。
2007年，孙万红带着十里四居和经济落后的东山社区联合成立联建党总支，在那里建起更大的基地。养殖户们原来一亩地年收入不到1万元，现在户均纯收入35万元，“坐火箭似的蹿着长”。
孙福祥高兴了——以前儿子办企业赚大钱，他从没表扬过，现在终于点了头，“这支书当的，没丢人。”
孙福祥唯一遗憾的是，合家团圆的机会少些。三个女儿分别嫁出了十里堡，三个儿子倒是都在身边，老大、老二也跟着万红养起了水貂，年收入六七十万元。因为事业忙，除了大年三十，一大家子人只有正月初四能聚在一起，给孙福祥过生日。万红当上村支书以后，孙福祥连生日都很难平静地过了：常会有人找上门来，趁机送礼。老地下党孙福祥想出了个好办法：门冲外锁起来，“伪装”没人，一家人在屋里悄悄点蜡烛、切蛋糕。
孙子：起步创业
（2011年至今）
2011年7月，22岁的孙凯即将从临沂大学毕业。他申请了学校的交流生，去英国学习一年半，主攻国际贸易与金融。孙凯高中时就入了党，是600多名同学里首批入党的两人之一。
“得出去开开眼界，学好外语啊。”孙万红觉得自己这辈人眼界太窄，处理事情很费劲。因为不懂外语，他还闹过笑话。一次是在哥本哈根的皮毛展览会上，几个老外指着他的水貂皮，说：“These mice furs are very well.”翻译正好不在，孙万红隐约知道“very well”是夸人的话，很高兴，就一再用仅会的“Thank you”表示感谢。翻译回来一听，气坏了：他们骂你呢，说你的水貂和老鼠一样大——“这些大老鼠皮非常好”啊！
孙凯出国前，主动要求到社区实习三个月，“学学基层怎么工作”。这让孙万红和孙福祥都很欣慰。不久前，孙凯写了一篇心得报告，指出很多在实习中看到的不足和不良风气，还设想了自己回来后的具体做法，得到了孙万红的表扬。
孙万红等着儿子回来把事业做得更好。随着养殖规模扩大，他渐渐感觉到了水貂质量上和国际的差距，着手改良貂种。
2011年1月12日，天寒地冻，一架大型客机降落在青岛机场，里面是孙万红从丹麦哥本哈根买来的18000只良种水貂。
“农民也能包得起飞机了。”这成了当地的大新闻。
卸下来的水貂装了18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开到种貂场，又被100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送进貂舍。雇来做技术指导的丹麦专家邵恩看到了，连连翘大拇指，还向孙万红要来一枚党徽，美滋滋地戴在胸前。
现在，大哥、二哥、大姐的五个孩子都跟着孙万红搞养殖，二哥的孩子孙栋以98分的好成绩考进了即将开办的集约化养殖区，其他孩子差几分没考上，都在暗地里加着油。
“老孙家的第三代长起来了，看以后年轻人怎么打天下吧。”孙万红笑着，身后成排的貂舍里，干草散发着阳光的气息，暖烘烘的。一只丹麦水貂油黑水滑的肚皮下，刚出生不久的小水貂怯怯地探出了头，向着远处张望。
本报记者 王斯敏 赵秋丽 甄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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