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反杜林论》相关问题略考

    编者按：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成立90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学习中奋进、在奋进中学习的历史。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爱书、读书、相互荐书的佳话，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前，全党正在大力开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活动，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读书故事，继承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好学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有所助益。本文梳理了毛泽东读《反杜林论》的相关问题，从细节上展现了毛泽东的好学精神和科学的读书方法，相信能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启迪。

    《反杜林论》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反复读过的重要哲学著作。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克服重重困难，把这本书一直带到了陕北，在自己的重要著作《矛盾论》中还引用了该书的两段原文。1963年，毛泽东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书，并专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嘱咐像《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要印成四本或八本，减轻每本的重量，以便于阅读。所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高度重视。但是关于毛泽东首读此书的时间，它是不是毛泽东确定的“干部必读”等问题，仍旧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现根据相关史料略加考辨。

    毛泽东在什么时间首次读了《反杜林论》？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然而现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1932年4月就得到了《反杜林论》。据时任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且亲自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曾志回忆：“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逄先知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文章中对这件事情是这样写的：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即吴亮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样也认为在打漳州时确实得到了《反杜林论》的中译本。

    既然1932年就得到了《反杜林论》，为什么直到长征途中才阅读该书，这与毛泽东宁可不吃饭也要读书的性格有些不相符合。仔细查找相关史料可以看到，实际上毛泽东在得到《反杜林论》之后到1932年11月之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读了好几遍。根据《反杜林论》的译者吴黎平的回忆文章：他于1932年11月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一看我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我说，是。他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然后，他又讲了《反杜林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本书。这说明毛泽东念了很多书的。红军打下漳州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反杜林论》。”这个回忆说明毛泽东在打漳州得到《反杜林论》之后，马上就“看过好几遍”。

    1957年毛泽东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是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里虽没有提起具体书名，但由于是与当年一起到漳州找书的曾志谈话，所提“马恩列斯的书”完全可能包括《反杜林论》在内。

    有学者曾提出毛泽东既然在1932年就看过《反杜林论》，那么，他为什么在1933年给彭德怀荐书的时候没有推荐这本书呢？我觉得这实际上与毛泽东学以致用的读书习惯有关。毛泽东读马列，总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读。正如逄先知先生所概括的：“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读。”当时毛泽东正在集中思考“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问题，所以他在给彭德怀推荐《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时重在点出“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引导彭德怀深刻反思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38年1月，毛泽东将《反杜林论》一书推荐给梁漱溟读。主要是因为他通过阅读梁的《乡村建设理论》，看到梁在改造和建设中国方面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在与梁的多次谈话中发现他太看重中国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共同性，片面地强调“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却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推荐《反杜林论》一书，目的在于引导梁在做中西社会对比时采用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毛泽东向别人荐书并不止是考虑书是什么样的书，而且还注重把合适的书推荐给需要的人，以此来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究竟是否读过《反杜林论》？

    根据毛泽东长征途中的警卫员陈昌奉的相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行装有“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得满满的。”“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但是由于他“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所以，他能够记起的只能是毛泽东的公文包里装满了书，通宵达旦地看书，但是具体看了什么书在回忆中却没有记载。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饿肚子，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这里也没有提到《反杜林论》。是当时没有看到还是在回忆时省略了？不得而知。刘英是在1935年4月到8月期间作为中央队秘书长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行军的，此前和此后毛泽东在行军中的细节她或许也并不太熟悉。

    逄先知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一文中写道：“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这是依据吴黎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的回忆：“毛主席对这些马列著作译本非常珍视，在长征行军中，毛主席丢弃了好些衣物，但马列著作译本却一直带在身边。记得在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有一次对我说，‘你看，我把这本书(指《反杜林论》)带过来了。’”

    这些记载可以确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直“带着”《反杜林论》，到目前为止，这是确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的主要证据。当然“带着”就等于“读过”吗？这只能从当时的情况来作出推理：当时毛泽东手头的马列著作并不多，因此“带着”按照常理是应该“读过”的。

    《反杜林论》是“干部必读”吗？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5本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12本马列著作中，都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因为这部著作是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根据《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而成，有学者据此说《反杜林论》被列入了“干部必读”，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

    恩格斯在改编时对《反杜林论》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多达28处补充和修改，而且《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国外和国内都出版了单行本，显然是一本独立的著作，而不是《反杜林论》一书相关章节的简单汇编。况且列入“干部必读”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博古在1943年重新校译的，而不是由吴亮平翻译的1938年列入“马恩丛书”第三种的那个版本。由此不能简单说《反杜林论》被列入了“干部必读”。实际上，直到1963年，毛泽东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时，才把《反杜林论》包括进来，而且特意附上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为什么《反杜林论》没有被列入“干部必读”呢？我想主要有两条原因。第一，毛泽东向全党荐书在用不在深，在精不在多。《反杜林论》是一部很专业的哲学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将近30万字，并不适合在战争时期推荐给党的干部来读；第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列宁也认为这部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典著作，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并且读这本书不用花很长时间，所以在确定“干部必读”的时候，选择与《反杜林论》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它本身，也在情理之中。而在解放社公开出版的“干部必读”中，还将《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合印为一本书，充分显示出后者的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