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

    信任的流失

    1944年10月,美国蒙大拿州国会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1945年1月,他返回华盛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7000多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由此可见一斑。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更是呈现了加速的趋势。

    战争是烧钱的,是需要物资支撑的。由于战争的巨大需求,使得国民党军费激增,由此造成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时的通货膨胀已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美国的一位外交官记述说:1949年2月底,“全部流通的金元券用两千万美元即可买光。而过了一个月,只要上述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买下这些金元券了”。“由于纸币厂印制的纸币满足不了需要,局势变得严峻而又可笑。利率达到了令人诧异的数字。四月间,国民政府的收入是其支出的百分之五,但是为了搜集这笔钱而花掉的费用比这笔钱本身还多”。

    物价飞涨使得民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连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分析说:“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要想到,他为什么陷于饥饿,只要他这样一想,他立刻就会喊出反内战的口号。所以反内战的口号,也不是要人煽动才能知道的秘密。”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形势之下,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希望。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民众,从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他们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诚如毛泽东所讲,“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处在了人民的包围之中”。

    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

    从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1928年11月,观察力敏锐的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到1930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已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对此,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反观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共产党一贯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正如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安娜·雅各布所记述的:“虽然共产党的敌人咒骂着他们,把所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泼洒在他们身上,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用双手创造出一个奇迹。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完成这一奇迹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

    中国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形成了毛泽东所描绘的局面:“在全国,我们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国民党则是丧尽了民心,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究竟代表谁?”的疑问。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