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叶辛

    日前，小说《客过亭》研讨会召开。作家梁晓声因时间不便未能出席，特亲自写信给作者叶辛，直陈作品创作的得失之处，探讨知青文学的价值所在。读者亦可从信中更深刻地认识这部作品。

 尊敬的叶辛副主席：

 尊敬的朋友：

    大作《客过亭》收到，刚刚读完。

    现将读后心得汇报如下：

    1、插队知青也罢，兵团知青也罢，近年多有自发组织“旧地重游”之现象。但这样的活动，我却一次也未参加过。兄的大作，以小说之方法叙述了一次知青们的“回访”，角度很新，是我读过的第一部这样角度的小说。

    2、小说中设置了对一桩以往旧案的现在时破解，起到了悬念的效果。在“回访”群体中，两位男主人公在当地留下了纠结不脱的遗情故事，不，算上安康青，应是三位这样的男子，还有托他们找儿子的，路上还有些现在时的男女之情发生，比如白小琼对汪人龙就是在这一路上发生好感，并且似乎想要进一步发生一夜情。倘非沈迅凤碍事，很有可能了愿……这些人事，组合在一个当年的知青小群体里，并且一路上继续抖落出一些新情节，给我一种在读克里斯蒂《东方列车案》似的感觉——很小说，也很上海。我这么说，绝无贬义，但也并不完全就是褒义，而只不过是一种主观印象的坦白。我觉得，插队知青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即使在当年，情感表现和行为方式都是极为不同的。或许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是现在时的“回访”这一种事，过程竟也那么的迥然。

    兄呈现了这一区别。

    而于是，小说对于知青这一庞大群体的南北差异性具有了一定量的文学以外的研究价值。

    3、我喜欢《客过亭》这一书名。

    比之于祖祖辈辈的农民，当年的知青真的是不过是过客。广而论之，谁又不是人间过客呢？但这“客”字，足以代表大多数，不能代表全部。比如当年一些所谓“黑五类”或“黑七类”子女，他们的人生遭遇，往往便与“客”字无缘了，更接近着“发配”。

    4、两名题记，我很认同第二句。对第一句是不认同的，尽管是普希金的话。普式之死是令人同情的。但观其一生，其实并没多么的痛苦过。他最大的痛苦，乃是觉察到美丽妻子对他的不忠。故我认为，他这句话实在是挺那个的——对痛苦的解说味道太甜了。

    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有的痛苦伴随终生，希望变成亲切的回忆谈何容易？除非是高僧大德，或庄子第二。

    我并不认为大多数知青的当年经历是痛苦的。

    几亿农民世世代代为农，对大多数的知青，倘言痛苦，未免娇气。

    但就是觉得，普式的前一句话，不足以代表真痛苦过的人的切身感受。

    我觉得你应该选到更好的引言。

    而你没有。

    我对你不满意。

    5、我很在乎写当年的知青生活是否带出“文革中国”的背景。倘滤得很干净，在我这儿就是“伪”。“上山下乡”与“文革”是重叠在一起的。我们既是“上山下乡”的亲历者，又是“文革”的见证人。别人遮蔽随人家去，但我们有记录的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

    这一点兄写得很充分。

    我大满意。

    6、你我都是知青一代幸运儿。大多数知青，返城后的人生况味，比是知青的当年强不到哪儿去。到如今，晚景凄凉凄苦者大有人在，每令人闻而揪心。

    你写到了这一点。

    好。

    7、当年知青们“烧麻疯”的情节，令我震惊。尤其是你写到，还有知青攀树夜观——这太令人发指了。那个丘维维很可怕。

    我只从书中看到了她受惊，没读到有关她忏悔的心理描写。

    生活中做了恶事而不忏悔的人为数不少。

    但对于中国，作家有责任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忏悔意识。“高于生活”，有必要高在这些方面。或反过来，将人做了恶事竟缘何毫无忏悔意识剖析给读者看，也是必要的。

    两方面的必要，你都太吝笔墨了——这是我的一点点挑剔。

    文人之谊，当以诚见。

    在这一方面，我们太不如“五四”时期的前辈了。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否则，我们的友谊岂不也是腐败的？

    汇报完毕，仅供参考。

    不当之处，包涵则个。

 您的朋友 梁晓声

 201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