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困局

    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利用多民族所固有的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电影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受群众欢迎，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理应在发展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出“大戏”中担纲主角。

    新中国十七年民族电影创造了辉煌

    少数民族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发挥得有声有色。“新中国成立17年”中，我国出品了45部左右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中不乏传世经典，如《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些影片不仅在当时，而且也在后来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映中，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创造了空前的观影人潮，及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时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如果以当年的观影人次去乘以今天的电影票价，那无疑将是天文数字。共和国初期，这些影片和其他优秀影片一样，在凝聚人心、引领风尚、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树立崭新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电影的出品，在民族地区布局了大量的电影制片厂，专门从事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生产。30多年来，全国出品了数量远多于“新中国成立17年”的少数民族电影。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却再没有见到过当年的盛况。2010年票房收入前10名的影片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再一次榜上无名。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和当下我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整体趋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为此，社会、政府、投资人、艺术家，都深感焦虑。这些年来，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重视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和推广，与此相关的各种研讨会也隔三岔五地召开，然而效果却不明显。说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发展遭遇困局，应不为过。

    顺应时代和观众是繁盛的关键

    比较一下“新中国成立17年”和近30年来国内少数民族电影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上的确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17年”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它们总是呼应着时代的主流思潮，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方向和策略。从解放初表现率先获得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内心喜悦的《内蒙人民的胜利》，到50年代前期反映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军民团结、共同对敌、英勇斗争的《神秘的旅伴》；到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在歌颂“三面红旗”的同时，又见到了具有青春爱情趣味的《五朵金花》；再到六十年代前期呼应西藏民主改革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同时深刻揭露黑暗农奴制度罪恶的《农奴》等，无一不是那一时段广大观众所期盼的银幕故事。而《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回民支队》、《鄂尔多斯风暴》等，则塑造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英雄形象，他们的诞生，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画廊，为洗雪中华民族积郁百年的屈辱和伤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受亿万观众的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同的是，近三十年来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电影则走上了以张扬艺术家个性为主调的美学道路，甚至有的艺术家在题材选择、叙事策略、表现风格、价值取舍等核心内容方面，故意和观众闹别扭，我们对艺术家的个性当然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如果艺术家的个性不能与时代相呼应，甚或格格不入，那么，无论多么高声的喝彩都不能挽救其在电影市场遭受冷遇的命运。

    多样化发展是必经之路

    “新中国成立17年”少数民族电影不仅在思想倾向上较为集中地反映着政府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也都同样注重剧情设计的奇峻和巧妙，并尽可能充分照顾广大汉族地区观众的欣赏趣味，还在艺术样式上，呈现出一派不拘一格、百花齐放的格局，在对西方电影成熟技法的借鉴上也采取相当开放的态度。《神秘的旅伴》、《山间铃响马帮来》等表现边疆对敌斗争一类题材多采用惊险片的结构，《刘三姐》则是对广西彩调歌剧的直接移植，而《五朵金花》则是借用了好莱坞经典歌舞片《出水芙蓉》的情节结构。在这异彩纷呈的艺术经营中，艺术家个人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同时也给广大观众不断带来意外惊喜和多样化的审美享受。相比之下，近30年来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电影则选择了类似文化人类学的创作道路，以展示“异域”风情作为追求的目标，由此，影片也就多呈现出类似于纪录片的风格。而电影在新一轮市场细分中所承担的，是为观众提供虚构故事和视听盛宴。虚构故事和视听盛宴之于当今电影，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互为依存；又像拳击手的两个拳头，左右开弓。好莱坞正是靠了这两个拳头在全世界横冲直撞。近五年来，中国电影也是因为这两个拳头越来越硬，才能保住50％以上的市场份额。少数民族电影要想获得“新中国成立17年”那样的辉煌，恐怕也只能走这条路。

    “新中国成立17年”少数民族电影普遍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一方面是题材和技法上的兼容并包，“拿来主义”大行其道，故事中人物哪怕身处遥远边陲的大山之中，其命运也总是和祖国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是创作者总是将未来的接受者设定为包含56个民族的全国观众，总是将分寸拿捏到适合尽可能多的观众口味。和新中国成立17年那一代艺术家多为汉族不同的是，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家走出学校，站到舞台的中央，承担起了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主要责任。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涌现出了像《买买提的2008》、《乌鲁木齐的天空》这样的优秀民族电影。然而，由此也带来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看到，近30多年来少数民族电影的题材范围和创作视野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趋势：故事空间越来越封闭，故事内容越来越狭窄，艺术家的眼睛似乎只盯着特定民族内的生活，而不屑于向外张望，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故事与外部的联系。这不但背离了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优秀传统，而且也和当下流行趋势格格不入。这些年我们看到，无论是功夫、熊猫，还是花木兰、喜马拉雅山，都被当做了好莱坞的故事元素。两相比较，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寻求当前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困局的破解之道，必须站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战略高度去思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相应的，少数民族电影也就既是艺术和产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