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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会在扬州召开。以此会为标志,中国大运河申遗进入“提速”的第二阶段。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项文化遗产,它的申遗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相关报道见本报4月19日“大视野”版)。目前,国际申遗形势如何?会对大运河申遗造成何种影响?中国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国每年最多申报两项
记者:我注意到,近年来每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数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这是不是意味着世界各国申遗的热情在减弱?
方茂田:你的判断有偏差。
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世界遗产的申报,将其视为向世界展示本国文化和自然资源的重要舞台。这一点从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数增加之迅速就可以看出来:截至目前,共有911项,其中文化遗产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27项。世界遗产总量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突破千项大关。
当然,近年来项目审议确实出现逐年趋严、趋紧的态势。比如:在1994年-2008年期间,共有467个项目被列入《名录》,平均每年列入33个。而2009年召开的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仅审议通过了13项世界遗产,2010年为21项。
记者:世界遗产委员会这么做有何目的?
方茂田:一是为了保证《名录》的权威性,二是为了解决《世界遗产名录》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不平衡问题,比如一些文明悠久、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还没有与之匹配的遗产数量,有些缔约国甚至没有遗产项目被列入。
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促进世界遗产名录代表性、均衡性和可信性总体战略》,其目的就在于弥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不足,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更均衡和更可信的名录。
记者:按照这个《战略》的要求,什么样的遗产容易入选?
方茂田: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审中往往会对在《名录》中代表性不足的遗产类别加以倾斜,对于那些已经在《名录》中占了较大份额、被认为已有较好代表性的类别,其项目的审议往往会更加严格。
记者: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两项的规定,也是为了平衡吧。
方茂田:对。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极少数持续每年申报两个遗产提名项目的国家,我国在申报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及: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我国的四年任期将于今年10月届满;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的话语权势必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申遗将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形势。
系列申报是机遇也是挑战
记者:从这几年成功申遗的项目看,系列申报的方式日渐流行。
方茂田:系列申报或扩展项目,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鼓励的提名方式。
记者:我理解,系列申报包括单国和跨国两种,已经入选名录的“中国丹霞地貌”属前者,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大运河”也是这种,而“丝绸之路”则属于跨国系列申报。
方茂田:在2005年召开的第29届世遗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跨国系列申报”的形式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符合《世界遗产公约》的核心精神,决定予以鼓励;同时决定“跨国系列申报”将不占用提名国的申报名额。此后,各缔约国均以这一形式踊跃申报,从而“跨国系列申报”项目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记者:您认为,作为系列申报项目,“中国大运河”在当前这个阶段,申遗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方茂田:务必扎实做好申遗的前期准备工作,特别是申报文本的编写工作。
记者: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2009年申遗时,似乎就是因为文本的问题被暂缓至去年才审议通过。为什么申报文本如此重要?
方茂田:申报文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机构专家评审的主要依据,各相关部门和省市通过多年努力作出的工作成果,将集中体现在我对外提交的申报文本上。因此,如何阐述好大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管理措施等等,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记者:中国大运河价值之独特已毋庸置疑,关键是要让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认同。申报文本的主要功能正在于此。也就是说,申报文本要讲述一个能让世界听得懂的大运河的“故事”。
方茂田:这很重要,需要各级主管部门，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党政主要领导,以及专业机构和权威专家高度重视、谋篇布局,统筹协调、共同给力,优质达标、确保到位。
本报记者 李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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