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新的道路和方向

    新闻事件:

    报告文学《让百姓做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笔记观点:

    “非虚构”文学走进了中国社会的最深处,它们选择了文学新的道路和方向。

    一年来,读者和批评界对“非虚构”文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切。这一现象有理由让我们再次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读者对文学总是寄予某种期待——尽管文学不能解决他们期待的所有问题。但作家确实有义务尽可能书写他们关心的事物。最近,《北京文学》第四期发表了报告文学《让百姓做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自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在我国逐步推开以来,这种新的实践深刻地触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但中国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任何一种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朱晓军、李英的报告文学《让百姓做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中,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琴坛村像名字一样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可是,它犹如分糖果时溜出去的孩子,被时代遗忘了,被财富遗忘了。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像别墅区似的村庄随处可见,琴坛村却像上世纪80年代似的一片破旧的土屋。”描述中的琴坛村与那些没有富裕起来的村庄大体相似,青壮劳力到城里了,剩下的老人孩子一起装点的仍是乡村的贫穷。但是,2009年10月的琴坛村发生了一件大事:年轻人“杀”回了村,他们要罢免村主任邓士明,原因是邓士明擅自将一条穿村而过的龙潭溪承包出去,这是村里仅有的集体资源,而承包价还不到其他地方的十分之一。于是,“这座被时代遗忘的山村犹如落进龙门山地震带,频频发生‘地震’,震波不仅传到金华市、浙江省,还传遍全国。”

    中国乡村如何推进民主化进程仍然处在探索阶段,这大概正是《让百姓做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引起关注的所在。应该说邓士明也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称霸一方的村官,但是,在不断发展的时代环境下,特别是在见过外部世界、渴望琴坛村早日富裕起来的村民那里,他却是一个不再被需要的“不称职”村官。这位村主任的命运,大概也正是今天中国大多数被罢免村官的命运。然而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也许不是琴坛村这个具体事件,它的象征意义要重大得多。

    前不久《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文学系列,发表了青年作家梁鸿的《梁庄》(小说出版时名为《中国在梁庄》),使人真切地感到,激进的乡村变革带来的不仅是乡土诗意的正在消失、缓慢生活秩序的正在解体,更严重的是,这个破产是乡村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信仰的破产,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被瓦解。乡村到底应该向何处去?这当然不止是文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了明显的转向,他们追捧的是:客观性大于主体性,对重大事物的关注大于个人感受的抒发;对社会问题、矛盾的呈现、揭示,大于个人的冥想。“非虚构”文学正在此时兴起并走进了中国社会的最深处,它们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必须承认,那种让我们深感震撼、触及心灵、醍醐灌顶、挥之难去、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对当下文学质疑的声音虽然并不全是真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文学一定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感慨中国文学没有方向,更多的是跟着感觉找出路。事实上,没有方向的文学是难以成气候的,是不能出大作家和大作品的。孤芳自赏的文学可以存在,“小众文学”也自有它的价值。但是,在历史调整还没有完成,社会发展仍在探索的时代,我们有义务支持那些关心国家民族的作家们创作的振聋发聩的作品,从而使文学再度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关心。(人物素描:赵和平) 

    作者简介: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游牧的文学时代》等十八部。主编文学书籍60余种。获文学奖项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