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考验什么？

    2012年9月将申报文本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审，2013年8月前完成全部申遗准备工作并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考察，争取2014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申遗进入“倒计时”。公布预备名单、保护和管理总体规划，启动申报文本编制……工作时间表已精确到了月（详见本报4月14日文化新闻版）。从2009年启动，到2014年申报，6年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人工运河成功申遗，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考验。

    第一道考题是：如何准确认识大运河遗产的价值？

    一项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

    “它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纵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两千余年，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世所罕见。”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如此评价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直辖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水道。

    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比如它的选线设计，体现出古代中国人民在地形测量、水文勘察、水利规划等方面的高超智慧。北京通惠河的白浮瓮山河段，起自昌平东南白浮泉，终至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全长32公里，高差却仅有4米，如此精密的选线设计令人惊叹，今天的京密引水渠还是基本沿袭了当时设计的路线。

    作为世界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大运河还见证着中国漕运制度。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的淮安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是明、清两代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的官署建筑群；而位于扬州市的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则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中重要的盐业管理机构，体现了大运河以漕运、盐运为主要水路运输商品的特点。

    大运河还是人类和自然联合的自然系统人工化工程。因大运河工程而造就了大量的人工化自然景观，形成了容量达35亿立方米的洪泽湖以及北五湖和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人工湖泊。

    大运河沿线分布着诸多“因河而生”的城市，江苏省扬州市就是典型代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因邗沟的开凿，催生了扬州；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大运河全线凿通，扬州成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扬州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200多年前的清代康乾时期，运河盐运与盐业经济又一次成全了扬州，使之成为中国发达农耕文明后期一座开放的商业大都市。

    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不断新生、不断发展演进的运河，从2000多年前直到今天，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修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而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正体现在这种动态的演进过程中。

    目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5条运河，都建于工业文明时期，不仅时代远远晚于中国大运河，而且没有哪一条能像大运河这样，蕴含着如此多重的遗产价值，因此，中国大运河是一项堪称绝无仅有的遗产。

    当专家们回答了第一道考题后，下一题接踵而来：国家如何协调整合各方面的力量？

    大运河申遗创造了诸多第一次

    3200多公里，涉及8个省、直辖市，35个城市，规模如此巨大的遗产要申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勇敢地迎接着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在申遗过程中，国家创造出了诸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第一次。

    第一次为一项遗产申遗创立会商制度。2009年初，由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交通部等与大运河保护相关的13个部委，大运河沿线8个省、直辖市人民政府代表组成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成立，就大运河保护规划、预备名单和大运河保护条例等工作进行了有效地协商，促进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

    第一次运用法律手段提升一项遗产的保护水平。由于大运河保护涉及面非常宽，水利、交通、文物等，没有哪个行业法能全部涵盖，各法的规定之间亦不时有互相矛盾的现象出现。为解决各地在保护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有效地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从申遗启动伊始，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的工作就一直在同步进行。目前，条例草案稿已形成，正在征求意见和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一次为一项遗产制定国、省、市的三级保护规划。保护规划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大运河沿线的35个城市都编制了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对辖区内的运河遗产有清晰的界定，划定了遗产点段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出明确的保护管理要求。

    各省级的保护规划要在今年8月底之前完成，报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并在今年年底前由省级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目前，北京、天津、河北、江苏等省市省级保护规划已完成，主要是协调本省内、跨地市运河遗产的保护问题。国家级保护管理总体规划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南大学等全国近10家文化遗产保护科研机构共同完成。他们在各省市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3200多公里大运河沿线的遗产进行了全面调研、分析和评估，提出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本原则、管理规定和措施。目前，国家级的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并在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后，修改完善。至此，大运河遗产保护紧密衔接、层次分明的规划框架体系初步建立。

    第一次发动如此广泛的民众参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政府和文化遗产专家都认为必须要搭建公众能够深入参与的平台。“大运河遗产小道”就是这种平台。通常被称为“大河小道”的这些小道，不是简单的旅游线路，它们分布在大运河两岸100米范围内，反映运河文化、风貌、历史等。2009年6月13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第一条“大河小道”在北京市大运河通州段奠基。2010年，这个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推广开来，“大河小道工作室”应运而生。这个活跃群体以志愿者的形式自发地开始建设有关大河小道的百度百科、博客、网站，组织相关的骑行活动，并带动了一大批的活跃分子。同年夏天，首都师范大学和宁波大学的部分师生、“大河小道工作室”的成员，以及相关文物专家组成了自行车队，沿着大运河（宁波段）骑行120公里，对运河文化遗产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调研。宁波市文广新局文物处的处长邬向东说：“大河小道方便了公众亲身体验、研究和保护运河，骑行活动使人们能用一种比较活泼自在的方式，参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

    大运河申遗最大的考验是对遗产所在地政府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要求。

    世界申遗史上的创举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虽然是国务院统一部署、各有关部委直接参与推动的国家文化工程，但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正如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所说：“我们不能把保护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北京的专家头上，把保护的重担只压在国家文物局头上。”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已经反复证明，遗产地政府的认识和工作力度是足以决定申遗成败的关键。江苏省无锡市对申遗工作相当重视，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文物、水利、规划、交通、国土、环保等部门积极配合，工作细化到相关区，由区委书记负责，明确目标、定期考核，形成了推进运河保护利用的强大合力。4月10日，记者在大运河无锡段的清名桥历史街区看到，跨塘桥至清名桥1.5公里的古运河，宽约20米，两岸人家枕河而居，老屋店铺，粉墙黛瓦，高低错落，古桥、古寺、古塔、古窑、古庙、古街、古民居沿着古河线性呈现，难怪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称之为“最具原生态风貌的古运河文化绝版之地”。

    与无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的地方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缺乏积极主动性，等、靠、要的思想相当严重，造成运河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等申遗准备工作进度极不平衡：浙江、江苏、北京等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但某些地方的重要遗产点依然被垃圾覆盖，资源调查和档案建设等基础工作尚未展开。有的地方重开发轻保护，违法建设案件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仪征市为了商业利益不顾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肆意破坏仪扬运河通济闸遗址的恶劣事件。

    涉及8个省、直辖市，35个城市的大运河遗产整体申报世界遗产，关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水平，更是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全民素质、执政能力的体现。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主任顾风认为：“无论是从独特性，还是从影响力来看，大运河申遗都可称得上是理直气壮，但是谈价值最终还要具体地落实到遗产点，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迄今为止，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还没有哪项遗产具有中国大运河这样的复杂性、特殊性，大运河申遗可谓是世界申遗上的创举，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视、支持、决心和魄力。面对世界的考验，我们昂首挺胸。

    本报记者  李  韵

    题图：江苏无锡市运河故道的清名桥街区。本报记者 李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