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法眼观古人

 编者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今年司法界乃至全国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数十载艰辛探索，一步步不懈努力，终于将我国法制建设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司法公正、依法治国，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现实中不懈探索的同时，让我们回过头去，在历史的深处寻找参照，从古人严律法、利百姓的规制中汲取值得传扬的精华。

    自古就讲“致中和”

    中国古代文献用“中”，也就是“不偏不倚”来比喻司法公正。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百姓手足无措，必然招致社会的动荡。司法之所以“不中”，孔子认为是由于礼乐不兴的缘故。相反，礼乐兴则刑罚中，这就要求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刑罚得中之后会带来社会的和谐，即所谓“中和”，古书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后世关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刑弼教的种种议论，都是兴礼乐、致中和的进一步衍发。

    中国古代出现过若干个盛世，比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有经济、政治、文化的种种原因，但司法公正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文帝时出行经渭桥，有人从桥下出，惊乘舆马，廷尉张释之判罚金四两，文帝以为判刑过轻。张释之于是劝告文帝：“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天子和百姓都要守法，现在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您判得比这重，那不是让法律失信于民吗？见文帝有所思，张释之进一步说：更何况，如果您下令杀他也罢了，现在既然交给了廷尉我，那么廷尉本来就是一座“天平”，如果这座天平倾斜了，天下还怎么施行法律呢？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了吗？文帝终于表示“廷尉当是也”。

    唐贞观初年，所选官多有伪造资历者，太宗曾颁发敕令，限期自首，否则处死。不久，温州司户参军柳雄诈冒资荫事发，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判他流放。君臣二人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是法律条文的尊严重要，还是皇帝的喜怒重要？最后，还是太宗折服，并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这两个故事，既说明司法官不畏权势，坚持依法断罪，最终取得了公正的判决；也表现了皇帝对于司法官和法律的尊重，其结果带来了汉、唐初期人人遵法的法治局面，这是政治大智慧的体现。

    古人是怎么“管”法官的？

    为了做到司法公正，古人很强调司法官的作用。唐代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行善，不亦难乎？”宋代王安石也说：“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清代王夫之在批评单纯的任法或者任人都不足为治之后，得出结论：“择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古人所谓的治法，意在制定善法良法；所谓治人，在于培养执法的官吏。在治法已经具备的前提下，治人就是主导的方面，治法与治人不可偏废。

    为使官吏明法知法，由唐迄宋设立明法科、刑法科选拔司法人才。明清二朝实行八股取士，为了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缺陷，律典特设“讲读律令”条，每年年底由上司官考校，如果律意不明，用法有误，初犯罚俸，再犯刑责。这条规定依据国家形势的变动，时有兴废，但对于官吏学法确实起了督励的作用，由此而出现了《大清律例便览》之类的学律参考书。明清的官箴书中也多有熟读律令的内容。此项规定不见于外国的古代法典，是中华本土法文化的产物，颇有借鉴意义。

    为使官吏严于执法，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晋朝，刘颂便发表了类似“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议论，至公元六世纪，《唐律疏议》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大清律例》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这项法律规定限制了司法官的恣意妄为、徇私舞弊，强调了司法官的责任，对于提高判案的准确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都有积极意义。中外法制史学者认为唐律以来的此项规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罪刑法定主义。

    “法情允协”源于珍视生命

    为了使生硬的法条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在自宋以来的司法实践中也注意法、理、情三者的联通，所谓理顺国法，法情允协。在刑案资料中经常可以见到循理、准法、原情的字样。循理即循三纲伦常之礼，准法即以国家的制定法为基本依据，原情即符合社会成员共同认知的行为与理念，以及社情、世情。

    法、理、情三者的联通，成为评判司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它既不损害法律的权威与公正性，又减少了执行法律的阻力，使法律义务与社会义务、亲情义务相统一，从某种意义来说，使法律走向了生活。

    明初，有一个人犯了法，他的父亲贿赂官员请求赦免。御史想一并问父子二人的罪。明太祖说：“这是人伦亲情罢了，还是治儿子的罪吧，赦免他父亲。”还有一次，山阳一老人犯了罪，应受杖责，他的儿子请求代父受刑。明太祖得知后很感动：“为了孝子，只好委屈法律了，放了他父亲吧”。明太祖以严法治世著称，却曲法伸情，表现了法与情的允协。当然，此类案件多为对社会危害不大的一般性案件，既不伤害司法的公正，又可收到“明刑弼教”的效果。正如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中说：“无情则无义，无情无义则健讼之风起，而争夺之祸作矣。此治狱者得狱之情，必加之哀矜而不可喜也。”

    中国古代司法在儒家“仁者爱人”的学说指导下，十分重视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倾斜，对于老、幼、妇、残实行恤刑。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至于残疾、废疾、笃疾，也各有相应的恤刑规定。这种传统自汉朝起一直延续至清朝，体现了司法的人本主义原则。

    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古人也很慎重，从南北朝起，对于死刑案犯的审决权便收归朝廷，力求公正。隋朝法律规定“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唐朝死刑犯行刑前，要经过三复审的复核程序，由皇帝亲自掌握。清朝乾隆十四年废除三复审制度，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朕每当勾决之年置招册于傍，反复省览，常至五六遍，必令毫无疑义，至临勾时，犹必与大学士等斟酌再四，然后予勾，岂啻三复已哉？”

    死刑案件的多次复审，其意义不限于重视罪犯个人的生命，更着眼于社会的安定，故由皇帝亲自掌握驳议，力求做到死者无怨，相关者安宁。

    为了减少百姓讼累，在司法中也注重调解息讼。明末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判词中“息词”就达八十八件。清代沈衍庆《槐卿判牍》中一百三十五个判例，绝大部分是既判既息，调判结合。道光元年至三十年，顺天府宝坻县二十二件完整的户婚田土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十一件，比例达百分之五十。

    中国古代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在“必也使无讼乎”的理论引导下，调处息讼，其经验之丰富、效果之显著，不仅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创造，而且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仅有的。

    （作者为著名法制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