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难 难在哪?

 核心提示

    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输液像流水线、急诊变慢诊”，一边是儿科大夫感叹“人人处在过劳状态，基本已无潜力可挖”；一边是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一边是一些普通医院的儿科冷冷清清。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医护人员的短缺以及人才培养机制的失衡已成为各地儿科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

    儿童医院床位供不应求

    “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急诊变慢诊”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

    4月7日晚九点十分，北京儿童医院急诊中心通往门诊楼的过道里，徐清亮背靠清冷的墙壁，坐在一张废旧的纸箱上，怀里是他六岁的小女儿。小女孩穿一身花棉衣，赤着的脚搭在冰凉的地板上，让人禁不住心生阵阵寒意。

    小女孩一直紧闭着双眼，徐清亮的爱人不时拿起一个已经变形的易拉罐，口对口给她喂水。

    对徐清亮来说，这个角落无比熟悉。为了给孩子看病，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全家九次往返北京，每次都是在这里“席地而住”。“孩子生下来就缺氧，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声音，从出生起就开始往医院跑。”已经年过六旬的徐清亮开始讲起为孩子看病的坎坷经历，“我们老家是河南商丘夏邑县的，在商丘给她看过两年，后来又在郑州看过两年，接着又来北京看了两年。”说着，徐清亮翻出一叠厚厚的已经发黄的诊疗单，六年来他已经为孩子花去了六万多元。

    正说着，旁边有的孩子家长也凑过来。记者一眼望去，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躺着七八个类似的家庭。

    “我的孩子都住了一个月院了，花了8万多元，全是借的。”说话的是来自河北邢台的李颖，怀着6个月身孕的她也睡在这里。

    门诊楼前，陕西汉中农民张有成熟练地在地上铺了张硬纸板，上面铺了个毯子，他合衣睡下，上层盖了条厚厚的被子，远远望去，几乎看不到他的面容，仿佛只是一团破旧、灰暗的被子推放在角落里，隐藏在夜色中。

    为孩子的病已奔波数日的他很快睡去，这一觉也最多持续四、五个小时，身边的手机会提醒他在三点多钟必须醒来去挂号室前排队，以求能顺利挂上今天的专家号。

    一整夜，耳边不曾间断的急促的脚步声都未能打断他凌乱的梦。没有停留，甚至没有多看一眼，那些怀抱着生病孩子的家长急不可待奔向急诊——孩子的病等不得，更重要的是，急诊处宛若长龙的候诊队伍让人不得不加快脚步。

    如果除去所有关于医院的提示，说这里是春运期间的候车室也不为过——输液处整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孩子此起彼伏的哭声、诊室里家长连珠炮似的提问、护士间或的提示声交杂在一块儿，让夜晚充斥着焦灼和喧嚣。

    早晨六点到八点，是一天一度的挂号潮。在看病比较集中的季节，早晨挂号的人群从门诊大厅一直排到百米外的二环路边，这里也成为京城每天必堵的路段之一。

    九、十点钟，输液高峰到来。医护人员平均每天要给2500多名患儿输液，超出规定的1000人次的1.5倍。

    在临近药房的一个座位上，北京市民杨梅一边低头看着怀抱中熟睡的孩子，一边抬头望向电子提示屏上显示的输液号——1089号，这意味着她前面还有30多人在等待。这已经是她连续第四天来这里，“孩子得了肺炎，一直发烧不退，我们想住院，可没有床位，只好每天来这儿输液。基本上每次都要等两、三个小时，白天等的时间更长。”

    记者问她为何不去别的医院，人或许会少一些。“不是没去过，之前先是去了一家医院，晚上没有儿科护士，值班护士看了看孩子的血管，表示无能为力；又去了另外一家，护士经验不足，一晚上扎了四次针，孩子哭得让人心疼。来这儿虽然时间长点，但心里踏实。”说起这两天的经历，杨梅抱怨道。

    严重超标的就诊需求造成挂号难、就医难，需要入院治疗的人能够排上床位更是难上加难。儿童医院的1000张床位全年处于饱和状态，在流感高发期，需要入院治疗的患儿高达400人次，而整个呼吸科病区仅有30多个床位，即使多方扩容后的床位也不过百八十张，这意味着4名患儿中只有一人能入院。

    “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输液像流水线、急诊变慢诊”——这是北京儿童医院每天运转状态的真实写照。原本设计日接诊4000患儿的门诊楼，每天都有七、八千的孩子来看病，最高峰时超过一万人次。其中，七成左右是来自外地的患儿。

    京城另一大儿科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情况也与儿童医院差不多，2010年全年累计接诊170万人次，而2003年时这个数字仅为80万。

    儿科发展面临窘境

    “儿科待遇绝对是垫底”

    从医院到家，从家到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医生刘凌形容自己的生活就像钟摆。“基本上每天不用看点，是时间推着我走，什么时候做什么心里有数。”

    早上6点起床，匆匆洗脸刷牙，吃点早餐后，就坐车直奔单位，基本上7点半之前到达儿童医院。从早8点直到中午12点半，刘凌诊冶患儿近60名，平均每3分多钟看一个。整整4个多小时时间里，她没有喝过一口水，没上过一次厕所。诊室内外从早到晚沸腾着至少80分贝的噪音，焦急的家长常常把诊室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这是儿童医院普遍内科大夫的工作常态。

    刘凌说，像她这样的年轻大夫基本上平均每天要看100多个病人，下午两、三点钟吃上午饭是常事，周末基本不休息，一年有半年都得值夜班。“人人处在过劳状态中，基本已无潜力可挖”。2000年，该院年接诊量是117万人次；10年后，已经猛增到一年220万人次。

    与两大专科儿童医院超负荷运转状态形成强烈反差，京城部分综合医院的儿科却呈现日趋萎缩之势。

    “原来我们医院儿科病房床位最多时有40多张，1991年我到这里时有28张，在儿科病房撤消前床位仅剩8张。”同仁医院本部儿科副主任魏红告诉记者，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即呈现患儿数量减少之势；进入新世纪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有的缩减儿科病床，有的取消儿科病房，还有的撤销了儿科。

    据了解，在北京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设儿科门诊及病房的仅38所。2009年，两大专科儿童医院的门急诊人数和出院人数占到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儿科就诊量的一半左右。

    与成人科室动辄成百上千的诊疗费不同，儿科用药少、检查费用低，病房空床率有明显的周期性，“创收”能力明显不足，在医院也要讲求经济效益的大背景下，儿科势必越来越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在基层医院更为严峻。

    伴随着儿科萎缩的，是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正从儿科岗位上离开。儿科不被重视，直接影响医护人员的待遇。“儿科虽然不是待遇最差的，但绝对是垫底的。”许多儿科工作人员坦言。“相比其它科室，儿科医护人员不只工作强度大，而且压力更大。现在一家一个孩子，家长都希望医生护士做到尽善尽美，一旦期望得不到满足，就把责任推到医生护士身上。”魏红表示，“每当发生争执，总是要批评科里的人，但说心里话，我真的很心疼她们，她们压力实在太大了。”

    在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看来，儿科医生这份工作“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使医生选择撤离，也直接导致儿科医生短缺。

    “或出国、或到别的岗位上，或去了其他医院，去年一年全院共有4名儿科护士、5名儿科大夫离开。”魏红告诉记者，目前她所在的同仁医院西区儿科只有5名大夫出诊加值班，紧张程度不言而喻。

    “目前儿科医师缺乏、床位短缺的现象非常突出。多数医院儿科医师队伍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发展，而是如何去维持。”朱宗涵一针见血地提出。

    儿科人才的供求矛盾已经引起了中央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已被北京市卫生局列入议事日程。该局表示,长期以来儿科不受重视的现状导致儿科医师培养不足、流失严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完成正常门诊和病房治疗工作。

    一方面，儿童家长们为挂号难、就诊难、住院难所困扰，求解无门；另一方面，少数几家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同时，多数综合医院儿科却日益萎缩。一方面，新的婴儿潮带来就医需求量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儿科医护人员却渐渐流失。那么，医疗资源的分配失衡和科室建设长期不受重视带来的儿科尴尬困境如何为今天的儿童健康提供持续良好的保障？

    医学学科不只强调盈利

    “儿科绝不是成人科室的缩版”

    统计显示，每千名儿童中，美国拥有1.36名儿科医生，而我国仅为0.23名。比照发达国家标准，我国至少还缺20万名儿科医生。

    “儿童看病难，源于我国儿科医疗服务明显不足。”朱宗涵介绍，全国执业医师160万人，而为占全国总人口20%的儿童服务的，只有6万名儿童医师在岗。全国仅有的68家儿童专科医院，仅占全国医疗机构的0.42%，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1625家县级妇幼保健院分布在超过2000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平均每县不足1家。

    医疗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分布的相对不均，以及医护人员的绝对短缺，成为各地儿科建设面临的迫切矛盾。庞大的门诊患儿多数为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疑难杂症只占10%-15%。有限的医生不堪重负，疲于应付日常诊治，投入到新技术学习的时间太少，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整体业务水平的进步。

    为了拓宽专业面，1998年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

    “院校取消儿科学专业，事实上切断了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和稳定的质量，而新的儿科医生培养机制又迟迟建立不起来，结果是10多年来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仅增加了5000人。”朱宗涵说，一些基层医院基本没有专职的儿科医生，往往是几个科室共同管理，缺乏儿科专业能力。

    儿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科，而是0至14岁儿童医学的综合学科。“儿科绝不是成人科室的缩版，对成人病情的诊冶经验不能完全套用在儿童身上，要求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魏红认为，儿科的特殊性决定儿科发展根本出路必须加大儿科专才的培养。不过她也坦陈，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名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位可以独立行医的专职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

    朱宗涵认为，长远来看，医学院校要恢复儿科学专业，为儿科医师提供稳定来源；同时要建立健全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儿科亚专科培养体系，保证儿科医师队伍的专业水平。

    “详尽的检查和治疗只有专科医院有能力承担，因此应大力建设各地的儿科专科医院，同时将综合医院的儿科做为必要的补充。”朱宗涵同时强调，要加强基层儿科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培养社区儿科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认为：“当前儿科医师工作累、责任大、没有前景，儿科医师培养是一方面，解决人才流失更为关键。”

    “有人说，建一所儿科医院的平均费用是2个亿，相当于建设2公里高速公路，或者是一公里地铁。”朱宗涵表示，“哪个更重要，没有可比性。但至少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两者同样重要。”

    为合理分流患儿，均衡儿科医疗资源，北京市卫生局提出，到2011年底，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立儿科。卫生部也提出了吸引大学生到儿科就业、选派医务人员出国进修等提高儿科医生诊疗水平的四项举措。

    对于一门医学学科而言，长期以来强调其创收、盈利能力，忽略其功能结构和临床需求，带来的危机和风险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可以预见，观念的转变、投入的落实、人才的培养都不能一蹴而就。现在必须加快纠错步伐，因为社会的发展等不得，孩子的健康等不得。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素香、李颖、张有成、杨梅、刘凌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温 源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