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一事引起媒体讨论,有媒体甚至称之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举。一所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人事更迭,引起如此关注,表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强烈期待。徐显明此举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吗?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应平衡
去年,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推向前台。《纲要》中清楚地写道:“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让一直在改革中蹒跚前进的高等教育改革者看到了希望。
针对高校管理体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钟秉林还身兼中国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一职,双重身份,让他对目前大学内部的情况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记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是目前高校管理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中,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所占比例较高,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将高等教育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高等教育业内认为,加大高校自主权和高校内部实施行政与学术分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引起热议的背后是公众对高校行政与学术分离的期待。
领导让位已成趋势
《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
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吉林大学去年制定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
去年底,复旦大学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校长杨玉良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介绍: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不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是钱易院士。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校长10年,自己从来就不是学术委员会成员。”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1979年成立,自2000年起,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数学系教授陈木法担任,时任校长袁贵仁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后经几次人员调整,至今北师大学术委员会主任仍是陈木法院士。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冰之举”?钟秉林认为:“这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关键是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否明晰并得到保证,如果委员会只是起咨询作用或者决策效能不明,并不能体现改革的本意初衷。另外,从国外情况来看,不少大学校长也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作为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桥梁。”
“教授治校”才能破冰
谈及高等教育改革,朱清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名字。为了建立“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身为校长的他在同行眼里有些“悲壮”。终于,3月21日,南方科技大学开课了。45名学生聆听来自香港大学的物理学家唐叔贤讲授应用物理。
朱清时曾撰文给媒体:“我们提出的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认可。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管理,相反,大学需要很高效的行政管理。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学术主导,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来主导。由行政权力来主导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由学术主导就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大家都服从真理,不分地位。”
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教授张应强的分析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关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大学是学术组织,大学的核心事务是学术事务,大学的管理应由教授来实施。教授会对学校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对学术事务的界定不清晰。如招生、学位授予、教师职务晋升、教师岗位设置、学术人员引进、学科专业设置、学位点设置、教学质量评价、学术奖励等应该是学术事务的范畴,但我们把这些纳入学术行政管理事务范畴,职能部门大权在握,从而把教授治校“虚置”或“架空”。
钟秉林认为,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还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
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的应用,其目的初衷在于提高大学管理效率,确保大学有效实现其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和使命。这与“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是迥然不同的。(本报记者 刘 茜)